乾清宫。
龙椅旁边，朱高煦坐在了小板凳上面，听着群臣的汇报。
朱棣走了，带着五十万大军，心满意足地北伐瓦剌去了。
他倒是走了，剩下这一堆烂摊子，却要朱高煦来收拾。
毕竟他这个汉王殿下受命监国，真要论起来临时地位比太子爷还高。
此刻朱高煦正生无可恋地坐在小板凳上，没有召开正式的朝会，只是在京的文武官员聚在一起，勉强算是一个小朝会。
吏部和礼部汇报了一下明年开春科举大考的准备情况，事关春闱大考，朱高煦不得不重视。
洪武元年，刚刚登基的太祖朱元璋，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就深刻地认识到开展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
由于早年失学，在戎马之间，太祖朱重八也不忘恶补学业，在他身边聚集最多的就是知识分子。
因为他深刻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吃了太多没文化的亏，所以老朱一举奠定了大明朝“养士取士”的基本国策。
想着，朱高煦就忍不住暗自赞叹，为老朱同志点赞。
人家一边打仗，还一边忙着学习，这才成功开创了大明朝的基业，甚至打造了一个洪武盛世。
大明太朱元璋，开局一个碗，当过乞丐要过饭，做过和尚撞过钟，参加义军造过反……可谓是元末群雄里面出身最惨的人。
群雄并起，逐鹿天下，最终却是他朱元璋戡乱摧强，剪灭群雄，得了天下！
太祖爷朱元璋，不愧是千古一帝！
经过洪武朝不断地完善举制，现在永乐朝的贡举制十已经分完备。
乡野间设立学舍，每三十五家办一“社学”，生员没有定额，为稚子幼童启蒙；地方上有县学、州学、府学，每天供应生员饮食，给天下学子开辟出一道求学之路。
府、州、县学府所招收的学子，以官员子弟及普通百姓子弟之优秀者、年十五岁以上、读过“四书”的为合格。
每月有小考，大考三年一次，成绩优秀者，先送到行省，再选拔最优者送至京师，入国子监进学修德，妻子可随行，负责一切费用。
学成后由天子召见，分科擢用，其任用之职务有御史、知州、知县、教官、经历、县丞、部院书吏奏差、五府掾史等。
至于乡里学舍之教师，由郡守县令选择有学行者担任之，乡学同样三年一大考，师生均有升级制度，十分完备。
大明办学之盛况，远远超过了唐宋时期，诚可谓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不过太祖爷朱元璋起初并不重视科举，按照他的计划，参加科举的必须是学校的生员，但学校生员做官则不一定非要经过科举，如国子监学子考核通过后便可出任官员。
大明也因此施行学校与科举交错的取士政策，“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
也就是说，要参加科举必须先人学校进学，学校中的佼佼者不经科举也可以给官。
只是不同时期，历代帝王对科举和学校的重视程度不一样。
比如永乐帝朱老四，明显更加重视科举大考。
毕竟科举大考是国家公平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是国家的柱石和根基。
在大明朝，想要做官，容易，也不容易。
科考按流程分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而参加院试前必须先参加各府县由地方学政主考的府试和县试，通过后取得童生身份，才能参加各州由地方学政主考的院试，如此而言实际上是五级。
通过院试后取得秀才身份，又称为生员、茂才，第一名称之为案首。
考中秀才的学子便获得了一定的特权，比如免除赋税、徭役，可以向县官提出建议等。
并且秀才相当于“潜力股”，进能参加乡试考取举人，退能开设私塾，收受束脩（弟子学费）。
虽然秀才不至于大富大贵，但凭借这些收入与特权，也能保证一辈子衣食无忧，因此考中秀才是读书人科考的第一步。
而生员便能入县学继续学业，经岁科二考合格后，便准备入省城参加乡试。
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且都在每年的九月进行，因此称为秋闱大考。
发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所以称乡榜为桂榜。
乡试的主考官均由皇帝钦派，通过后便取得举人身份，第一名称之为解元。
学子中举意味着正式摆脱了平民身份，进入了士大夫阶层，举人便具备了去吏部求官的资格，从此进入仕途。
中了举人后称之为“发解”、“发达”，人称“举人老爷”，与县官相当，地位从此大大不同。
而且举人永远具有继续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这就意味着举人老爷们永远都有一步登天的机会，难怪范进中举之后会高兴得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