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彼时空的崇祯帝在“朝会”上破例任命六品小官卢洪春为“工部尚书”，顿时将整个朝堂引爆了。
“卢爱卿，朕暂且问你，如何在极短时间内保证国力充沛，让朕外出打仗时无后顾之忧？”崇祯帝道。
“皇上明鉴！”新上任的“工部尚书”卢洪春出了班秩，从排列末尾快步来到天子脚下大礼参拜道：“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既然皇上抬爱微臣，那微臣就堵上一把又如何？”卢洪春三拜九叩过后，才起身道：
“如今我大明朝国力大不如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只要让骆驼吃饱喝足，定能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体能与耐力，就是耗也能耗死普通驽马，适合搞后勤运输打持久战，但不能用来冲锋陷阵，毕竟不够灵活。”
“卢洪春，好大的胆子！”、“区区六品小官，竟敢妄议朝政？”、“对对对，你竟敢将我‘大明天朝’比喻成瘦死的骆驼？居心何在！”、“皇上明鉴，请治他个‘大不敬’之罪！”、“妖言惑众，其心可诛！”大臣们嚷道。
“诸位同僚，此言差矣！本官好歹也与尔等品级相当，可不是方才那区区六品小官，别想借势压人！”卢洪春也是暴脾气，顿时当着皇帝老子的面就向周围各部“尚书大人”等位高权重者怼了回去，毫不留情！
“哈哈，卢尚书，有何高见不妨继续说来，朕洗耳恭听。”崇祯帝朱由检与众后妃们端坐高位，看着下方一众臣工们彼此斗嘴并争得面红耳刺，反而有一种“看猴戏”的感觉，同时生出了“一切尽在掌控中”之感。
“皇上英明！”卢洪春对着玉阶之上端坐龙椅的崇祯帝躬身施礼道：“所谓‘沉疴用猛药，乱世用重典’！微臣上任之‘第一把火’，便是请皇上给天下百姓再减税，因为老百姓实在是太苦了，就算免去‘丁赋’也依旧负担很重！”话音一落，大殿中哗然一片，同僚们纷纷指责卢洪春胡言乱语，妖言惑众，而事实果真如此。
明末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记载了“真定府”下辖5州27县，“苏州府”下辖1州7县，无论是辖区面积，还是州县数量，“真定府”都是“苏州府”的差不多5倍，但“苏州府”每年承担的田赋额度竟然高达203万8000石！相比之下，“真定府”却只承担10万6000石而已，也就是说“苏州府”的赋税额度竟是“真定府”的20倍！
“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之辖一州七县，无论所辖，即其广轮之数，真定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止一十万六千石。”由于明朝的“两京十三省”共有140个府，因此明朝的府比后世的“地级市”管辖区域要大一些，大致也是按照不同的地域、人口分布和民族构成等综合“指标”等来进行划分。
“苏州府”和“真定府”的赋税额度相差如此之大，这就让顾炎武表示看不懂了。于是，顾炎武提出疑问，心想难道是“苏州府”和“真定府”所在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南北差异，因而在才导致了其赋税的巨大差异吗？
经过对比分析后，顾炎武发现答案不是这样，因为同样是在北方地区，对比了有2州16县的“河间府”与只有1州7县的“登州府”之后，他才发现“河间府”的富裕程度要远超“登州府”，但“河间府”承担的赋税却只有6.1万石，而“登州府”却要承担23.5万石！这时怎么回事？顾炎武猜想会不会是因为省跟省之间的不同呢？
当时，明朝有南北2个“直隶京师”，再加上13个“布政使司”，相当于有15个省级单位。而在同一个省，富裕的“汉中府”有2州14县，贫弱的“临洮府”有2州3县，但“汉中府”的赋税只有3万石，而“临洮府”却要承担4.4万石的赋税！于是，顾炎武继续猜想也许是上溯至唐朝不在同一个“道”，因为历史原因产生了差异呢？
但是，经过分析后发现，“顺庆府”和“保宁府”历史上在同一个“道”，但“顺庆府”的赋税高达7.5万石，而“保宁府”却只承担2万石而已！这下子把顾炎武表示自己彻底糊涂了。后来，顾炎武对江南赋税研究越深，就觉得触目惊心。他自己也说，早在唐朝，大诗人兼文学家韩愈就曾说过“天下赋税，江南占十分之九！”
到了明朝，苏州、松江（包括上海）、常州（包括无锡）、嘉兴、湖州5府又占江南赋税的十分之九。
当然了，这是比较夸张的说法。苏州、松江、常州一藩三府真实的情况是，在明初洪武年间，每年天下赋税总数为2943万石，“苏州府”缴纳289万石，“松江府”缴纳121万石，“常州府”缴纳55万石，而这一藩三府所缴纳赋税就占了全国赋税的15.8%。“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这就是历史事实了。
其中，“苏州”1府7县，共有土地9.65万顷，占全国土地总数849.6万顷的1.1%，但承担的税粮却是全国赋税总额的将近10%。也就是说，苏州高于全国平均数的近10倍。“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