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人、汉人、南人的官僚阶层或乡绅地主，只要能把赋税足额收上来就行了，至于实行奴隶制、封建制、官僚买办，还是资高利贷都无所谓。
蒙古贵族统治阶层对中后期，色目人、汉人，甚至南人中的“富户”（官僚买办、土豪劣绅等）有钱人出门时，即使都乘坐16人抬的“大花轿”，相当于皇帝的待遇也没人管，因为蒙古统治阶层眼中只在乎与钱财对等的阶层地位，不在乎什么狗屁礼仪。
不过，到了后世的明、清两朝，只有“皇帝老子”出门时，才能享受“十六抬大轿”！其他人若敢僭越，则必定以“试图谋反罪”押入死牢，等候问斩。而元朝时期有钱人家里装修得金碧辉煌，甚至雕龙画凤，也不会招来“蒙元朝廷”发难，即便有人故意暗中挑事并造谣诬陷，顶多也就是费些钱财就能把官差们打发走。
为何会这样？因为官差门只关心完成上面派发的“赋税任务”就行了，而对方只是普涨浪费的“良民”而非“刁民”，何必要苦苦相逼？毕竟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只要对方按时缴税进行，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元朝的普通百姓（有钱人家）不用担心因“僭越”而犯事，可是到了明朝，情况就完全变了。根据明朝万历年间一位“礼部尚书”，即著名的文学家于慎行所说：“元平江南，政令疏阔，赋税宽减，他无征发。”
就是这短短16个字，就足以证明一切。而且，这还是一个明朝高级官员说的，这简直让人疑惑不解。
其实，蒙古人是非常重视“贸易”和“经商”的，但“贸易”和“经商”最重要之处，就是从事它的人要有足够的自由才行，这就要求人口得有流动性，因为只有人口流动了，才能货通天下，才能挣到钱，才能给蒙古人交税。同时，对于老百姓种地之事，蒙古人就看得很淡，因为游牧民族习惯吃肉喝奶，但不爱吃米饭。
蒙古人心想作为被统治者，你就按照规定数额缴税就行了，不在乎你做什么行业，也不要求你倾家荡产的多交，因为蒙古人喜欢吃“老鞑子烤羊腿”，不爱吃白米饭。所以，当时的江南百姓日子过得还算行。
这些“南人”中的“普通百姓”（富人阶层）拥有充分自由，其想种地就种地，不想种地的也可以做买卖。
“元朝”的赋税制在不同时期有所调整，包括“地税”和“丁税”、“秋税”和“夏税”、“科差法”、“经理法”等。
元朝的“地税”和“丁税”在其“前身”——“大蒙古国”时期，由“元太宗”孛儿只斤?窝阔台的幕僚们（汉化之契丹人耶律楚材）负责制定并规定：“每户科粟二石，后以军食不足，后增为四石。继定利征之法，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亦称驱口）五升，新户丁、驱各半，老幼不与。
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春土地之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贾验丁。”
《元史?食货志》记载：“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每亩五升”。《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至元十七年（西元1280年），“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规定，全科户每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半科户每丁粟一石。”
元初，江南只收“秋税”，至元朝改国号为“大元”后的“至元”十九年（西元1282年）二月，令江南税粮依宋贞例，输米三分之一，其余折输绵、绢等杂物。“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的“元贞”二年（西元1296年）始定江南征收“夏税”。
“秋税”只令输粮，“夏税”则折收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均视粮数为差，粮一石或输钞三贯（3000枚铜钱，相当于3两银子），或输二贯，或输一贯500文。
“元太宗”孛儿只斤?窝阔台在位第八年（西元1236年）始行“科差法”。其名曰“丝料”、“包银”。“丝料”即是每户出丝一斤，以供国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供诸王功臣沐浴之资。各验其户籍上下等级而征收。
“包银”，仅民科纳六两，半输银两，半折输颜色丝绢。以银纳税，从此开始。《元史?食货志》中说：“经界废而有经理。鲁之履亩，汉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去而税存。
非经理无以去其害。然经理之制，苟有不善，则其害又将有甚焉者矣。”有元谓之“经理”者，在宋曰“经界”，在金（朝）曰“通检推排”。
《元史?食货志》中载有章闾对经理法的评说：“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但其间欺隐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折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欺旧名输税者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病。”
元代统治者们为了“税入无隐，差役亦均”的目的，采行“经理法”，但是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在元朝“延佑”二年（西元1315年），由“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下诏废止“经理法”。
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