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一人不栉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若在涂吉利，则雇以财物；如病疾遭害，以为持衰不谨，便共杀之。
建武中元二年（西元57年），倭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西元58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桓、灵间（汉桓帝与汉灵帝年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各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侍婢千人，少有见者，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语。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卫。法俗严峻。”
到了隋朝的隋炀帝大业三年（西元607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
隋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身冉”罗国，经都斯麻国，乃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又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
倭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后十日，又遣大礼，哥多毗，从二百余骑郊劳。既至彼都，其王与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
清答曰：“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既而引清就馆。其后清遣人谓其王曰：“朝命既达，请即戒途。”于是设宴享以遣清，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此后遂绝。
到了唐朝，带方州刺史曾多次主动与倭国联系，并改善了两国的关系，为中、日恢复邦交、促进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机。不过，因在唐高宗年间，唐军与倭军在朝鲜“白江口”交战中大败倭军，导致关系紧张。
从东汉到隋朝以前，朝廷和倭国总体上来说，是册封与被册封的关系。根据《宋书》上记载：“倭王赞死后，珍、济、兴、武四个继任者都曾经遣使贡奉，并求中原朝廷（宋朝）授予倭国自己提出的封号”。
但是，西元7世纪初，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其国力的增长也使得当时倭国对海西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了当时隋、倭两国的交往当中。
在《隋书?东夷传》中的“倭国条”里就记有倭国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到了唐高宗年间时，倭国还曾与唐朝在“白江口”海域发生过一场大海战，但却以倭国水师（海军）惨败告终。
倭国从遣隋使开始，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主要原因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国名不雅，根源是缺乏自信。因为在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有“夏民居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概念，而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在地理位置上“近日所出”。所以，倭国强烈要求外教上更改国名为“日出之国”，即日本。
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到向唐朝通告更号事宜，再到最终获得唐朝的承认，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因在“白江口海战”中，倭国遭遇惨败后，便开始自我反省。
最迟在“倭王”天智八年(西元669年)，倭国已经决定把对外的国号改为“日本”。至于改号的原因，往远说，可能是与隋、唐以来，倭国争取对等外交的愿望有关；往近的说，也不排除通过改变对外的国号来消除“白江口海战”中惨遭失败后，其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消极影响这种可能。
所以，在西元668年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政权被唐军攻灭后，日本在西元669年便遣使入唐朝贺。这次“遣唐使”在朝见唐朝官方时，很可能就已经向唐朝提出，要将“倭国”对外改称“日本”的事。此事在《古今图书集成》上有记载：“咸亨元年（西元670年），倭人始更号日本，遣使贺平高丽。”
但是，倭使的提议可能最初并没有被唐朝所承认，例证便是在《善邻国宝记》中。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国书中有“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云云”。(关于《善邻国宝记》中所引“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务悰等来聘，书曰：‘大唐皇帝敬问日本国天皇云云’。”
有后世的日本学者认为，是日本国内有意篡改了西元671年唐朝国书中“倭王”的称谓。笔者认同这种观点，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唐朝国书，很可能就是“大唐皇帝敬问倭王书”。
此处既称“倭王”，可见唐朝并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该新国号。至于唐朝之所以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号”这一事件，很可能与不久前的“白江口海战”后，唐朝对倭国所形成的不良印象有关。、
郭务悰回国后不久，倭国就爆发“壬申之乱”。天武天皇上台后中断了与唐的外交关系。只是到了文武天皇大宝元年(西元701年)，日本才决定与唐朝恢复外交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