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崇祯帝朱由检“御驾亲征”，以绝对实力荡平倭国后设立了“东洋海域大都司”，却让西方恐慌。
明朝东征日本之所以会在“西方世界”造成恐慌，一方面主要是明军的武器装备、战术体系、战术思想、综合战力远超想象，简直是强大至极；另一方面，就是明朝人不信仰西方的“宗教”，却信仰“实用主义”，也就是无论是“儒释道”、“一神教”、“多神教”还是什么宗教，只要能加强君权统治并束缚百姓就行。
與此同時，明朝在东征倭国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为难甚至惩罚过不受待见的“西洋人”，比如“传教士”、“哥萨克”、“海盗集团”等。这些“西洋人”在东方碰了一鼻子灰地回去后，肯定会大肆宣传东方‘’出大事”了。
于是，原本经过三年多“新政”的“大明王朝”在与海外诸藩贸易中，逐渐受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西班牙海军”、“沙俄哥萨克”等西方势力的重点关注。这使得原本就矛盾重重且彼此争战不休的“西方列强”们似乎决定先放下仇恨，各自收敛一下就互相妥协起来，目的是如何在东方获得暴利？
对此，崇祯帝暂时还一无所知，但就算知道了也会太过在意，毕竟现在的“锋芒毕露”并“如日中天”的明朝，可不是之前那个“江河日下”且“风雨飘摇”的明朝，不仅将北方的游牧民族彻底打服，而且还将为祸中国沿海三百年的“倭寇”给彻底荡平了。與此同时，明朝在西域也恢复了“汉唐时期”的统治，成为“西域盟主”。
光阴冉冉，时间流逝。此异时空的“明朝”一转眼就到了“崇祯十年”，即西元1637年。不过，就在之前的明朝大举东征日本之际，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却在“崇祯六年”趁机骚扰了福建沿海，并用武力胁迫“大员”（台湾）土著为自己筑城，同时还与日本保持贸易往来，并破天荒地向“德川幕府”称臣纳贡求庇护。
崇祯帝因“红毛夷”（荷兰殖民者）竟敢在自己的地盘上惹是生非，便下令予要以严惩！最后由“福建提督”（“郑芝龙”）率“明朝水师”（“郑家军”）连续多次击败荷兰人，并完全掌控整个东亚海域和南海航线。
至于发生在异时空的“郑成功收复台湾”，则并未在此时空出现，因为此时的明朝已经荡平了日本，并决定将自己的“水师”沿着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路线开始西进，一边宣扬“大明国威”，一边恢复“朝贡贸易”。
與此同时，像“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所建立的“殖民据点”都被“明朝水师”用“实力”强行征用，在作为陆上“补给站”的同时，还大量驻军，并修建府衙、港口、码头、驿站，打算作为“宣慰司”来向海外输出影响力，若有不服的就直接炮轰，甚至还故意放其返回欧洲报信。
明朝此举极其具有挑衅性，因为此时空的“崇祯帝”朱由检意外获得了“诺贝尔”的全部记忆和情感，知道了欧洲走走出中世纪的阴影后必将迎来“文艺复兴”，而“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必然是对华夏古国造成最大伤害的“西方殖民者”。所以，為了惡制西方即將出現的“文艺复兴”，此时空的崇祯帝决定采取“驱狼并虎”。
所谓“驱狼并虎”，就是以许诺帮助“葡萄牙”这个“小跟班”用武力统一“基督教世界”并独霸欧洲市场为由，去挑起“欧洲大战”，让新兴的英国、法国、德国、沙俄等势力与老牌的西班牙、荷兰、意大利因利益摩擦发生战争，并承诺在关键时刻会派遣“海军”（大明水师）远洋助战，但条件便是让欧洲重回“中世纪”。
與此同时，崇祯帝还颁布诏令，让“礼部”晓瑜西域各国和漠北草原各部紧盯“罗刹国”（俄罗斯）的殖民者，凡是发现“哥萨克”骑兵来劫掠当地游牧部落者，立刻上报朝廷并及时派兵予以围剿，绝不姑息养奸。
对於那些擅自投靠“沙皇俄国”的游牧部落，则坚决予以征讨，目的就是让“哥萨克”因长期得不到给，而被迫撤退。故，无论是沙俄“哥萨克”还是蒙古“游牧民”，投降不杀，反抗者死，因朝廷誓将沙俄赶回欧洲！
安排好这些事情后，崇祯帝仍觉得不够圆满，于是命令六部尚书在各尽其职的同时，还要做好抗旱救灾，鼓励生产，扶危济困，惩恶扬善，安抚百姓等工作，尤其是“工部”和“兵部”要管好兴修水利、道路、桥梁和招兵买马，制造武器，因为通过东征倭国，使崇祯帝发现掠夺别国资源和财富要远比自己生产划算。
这次东征日本的收获很大，几乎相当于目前明朝一年财政收入的十倍，毕竟乃日本社会数千年来所积累的社会财富总和，光是黄金、白银、珠宝、器物、墓葬、宫殿、房屋、武器、弹药、船舶、车马、人口、粮食、丝绸、布帛、农具、田亩、矿产、森林等加起来，稍微估算一下价值就足有14亿两白银之多！
而金银财宝等“现金”更是过亿，正好运回本国府库充当“储备”，以免在灾荒之年没钱买粮食。当然了，崇祯帝觉得这笔巨款其实可以发放到自家设立在各地的“大明钱庄”和“大明典当”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