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萧衍。
萧衍晚年接连遭受打击,便开始迷信起了佛教,他不但在都城内兴建近千座寺庙,连本人也多次避位为僧,萧梁臣子为了从并不存在的“佛陀”手中赎回皇帝,便向代替“佛陀”在人间活动的“佛使”交纳了大量财富。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萧衍之举也使佛教在南朝极为鼎盛。
北朝皇室贵族比起南朝,堪称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北魏王朝就时常兴建佛寺、雕刻佛窟,并且要求奢华程度必须超过南朝,以此表示自己比南朝更加信佛,希望“佛陀”更加偏向自己。
佛教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佛教思想迎合了乱世百姓想要消极避世的思维,而且南北两朝的历代皇帝既要盘剥百姓更多财富来供养军需,又怕百姓造反,十分需要工具来让惨遭盘剥的百姓逆来顺受,于是两朝皇帝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善于蛊惑民心、佛徒无数的佛教。
当然了,佛教能迅速壮大也与政策有关,因为僧众不用缴纳赋税,于是被重税高压盘剥的劳苦百姓纷纷避入沙门,而且在大隋王朝,僧人向来逍遥于法外,罪犯们一旦犯了大罪,只要躲进寺庙之内,就不会受到法律制裁,所谓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如此了。
佛门面对上门的执法官员之时,往往也十分霸道的坚称犯罪只要剃度出家,那就是佛门中人,世俗律法对他们无效。如此一来,便让这个时代的佛门成为地位崇高、超然物外的法外之地。他们手中掌握大量人口和土地却从来不用交税,而且每天都在接受天下信徒的供奉,吞食大量百姓的血汗钱。
因为供佛而变成了穷光蛋的信徒们,也纷纷化作社会动荡的因素,给朝廷的治安带来了巨大压力;佛门的疯狂扩张态势到了北周时期,变成了社会最不稳定因素之一,也终于惹恼本身也是佛教信徒的周武帝宇文邕,并且促使他在建德三年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正因为周武帝宇文邕十分成功的灭佛行动,才使北周国力大增,为北周灭北齐奠定了坚实的人力、兵力、财力基础。而北周灭了北齐以后,又立即在北齐旧毁寺四万座、强迫三百万僧尼还俗,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北周王朝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只可惜宇文邕英年早逝、后人平庸无能,从而使他的一切努力、一切成绩,白白便宜了窃国之贼“杨奸”。
大隋王朝的佛门比之南北朝时期,也是不遑多让,光是大兴城就有近千多座寺庙。而据宗正寺统计,大隋各地僧尼加起来,又发展到了四百多万人左右,其比例约有总人口的十四分之一,如果再把民间的信徒算上,那就更多了。佛门长期有这么多人当免费劳力、这么多人供养,能不富吗?
尽管佛门的这些财富是分摊到各个寺院之中,但是白马寺、大兴善寺这种大寺院,堪称是佛界里的大世家大门阀,它们仍然有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财富。
凉州虽然穷困、贫瘠,可是各地的寺院也不少,尤其是敦煌的寺院多得离谱,而凉州百姓之所以变得贫困潦倒,也跟他们把希望寄托于虚无飘渺佛陀、纷纷将劳动成果捐给寺院有极大的关系。而各地的寺院如同寄生虫一般,吞食几百万百姓的血液来壮大自身,过着比朝廷、官府还要优越的生活,却把干尸一般的民众甩给朝廷和官府。
假如杨集按照萧颖的建议,把屠刀捅向佛门这头大肥猪,凉州总管府就能凭空获得一笔横财,几乎不用朝廷援助、不用讹诈草原各部,就能顺利度过难关。
想到这里,杨集忽然又想到了一件事,向萧颖说道:“萧家人好像都比较信佛,而娘子却给我出了这样一个主意,难道你不信佛?”
“其实我也信一点点。不过我更相信郎君,只要郎君诸事皆顺,我就很满足了。”萧颖说到这儿,忽然抬起头,紧张地看着杨集道:“如果佛降罪下来,由我承担好了。”
杨集看着她那副楚楚可怜的神情,不免有些好笑,但是同时又泛起了深深的感动。
这年头的人受限于知识,把大自然中的求解之迷通通归咎到神仙鬼怪的头上,每个人都比较相信神仙鬼怪之说,某个人一旦迷信了宗教,就会变得异常执着,要想铲除他的信仰和迷信,其难度不弱于杀了他。而萧颖不但出身于信佛世家,而且她自己也信佛。然而她在自己遇到难题的时候,却教自己去对付她信仰的教派。若非她在意自己,岂会把这法子说出来?若非真的信佛,又岂会说出这法子这后,变得如此患得患失、忐忑不安?
杨集心中涌起了一阵柔情,安慰道:“傻丫头,多数僧尼是骗子、逃出法网的犯罪,如果官府铲除这些败类,那也是维护神佛清誉。而你秉承正义,提出这个建议也是为神佛着想,神佛日后奖励你还来不及,又怎么可能惩罚你呢?”
萧颖望着杨集,求助一般的问道:“真的不怪么?”
“自然是真的。”杨集因为自己的缘故,对于虚无飘渺的神仙鬼怪,是相信了一点点,但是活在大隋的几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