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承庆殿的文武官员全部是位高权重的大臣、大将，能够把官当到这个地步的人，没有一个是傻子，经过这些年就近相处、这里的每个人都了解杨广，心知皇帝是一个急性子，他与先帝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他想到就什么事情就要立刻去做，而且还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好的成绩。他能在永济渠开凿进度的问题再三让步，已是一件相当难得的事情了。
其实杨广之所以在永济渠上接二连三的“妥协”：一方面是他十分追求完美，想要把永济渠凿成运行千秋万代也不淤积的大运河，好使他名垂青史，而阎毗给出的新方案的确比通济渠好了很多很多，因而他愿意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
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杨广长期受到杨集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变得和“史上”的杨广完全不同了。而杨集身为杨广“作弊器和外挂”、“暴君系统”，他本着防患于未然之心、时不时把史上那个杨广的激进做法讲了出来，并“怂恿”杨广照着干。杨广是个急性子并没错，可他并不是没有脑子的蠢货，当他一想到“杨集各种激进方案”产生出来的巨大弊端、严重后果，吓得他反过来说杨集太过激进，实在是要不得、不能为，现在的杨广甚至对“试验者”的杨集的一些做法，都感到心惊胆战、冷汗直冒的，又哪敢依照“杨集的良方”办事？
说白了，就是杨广“史上”那些轰轰烈烈的工程所造成的大死伤、以及怨声载道、国基动摇，虽然是因为杨广急功近利、监督力不足所致；但无前例可以借鉴的现实，多少让朝堂官员有一些“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有一些侥幸之心，如此一来，大家的反对之心也没有那么坚定。而现在，有了一个比他“还要凶残、还要急功近利”的活生生的参照物，于是杨广知道害怕了、不敢干了。与此相对的是，他因为杨集这个凶残的参照物，变得十分在意百姓、十分注重民生，同时也听得进良言。
不过在永济渠开凿进度上“妥协”，杨广心中也有一条底线：那就是他为了民生、国基、名声着想，可以答应修改路线、可以延缓通航的时间，但是却不能影响东北局势、东北战略，更不能牺牲东北和河北的安全。现如今，两者出现了巨大的冲突，杨广便对永济渠的进度感到不满了。
刚刚说的抢收夏粮、北方抗旱、南方防汛都与民生有关，这方面由左仆射苏威主管；一旦遇到这种事，一般是苏威和民部、吏部要官出面应答，若是他们说得对、方案好，其他人则赞成，如是不好则反对，然后齐心协力拿出好方案；不过刚才主要是杨广下命令，臣子们因而没有发挥的余地，苏威和牛弘等人只需遵照命令办事即可。而永济渠是一个工程项目，这东西归右仆射高颎和工部尚书宇文恺管，此时听了殿内少监李渊的话，都明白这是杨广摆出来商议的议题，于是在场官员不由自主的把目光看向了主管兵、刑、工三部的高颎，等他出来答话。
高颎也不是傻的，他见杨广面沉似水，一些看他不爽的人更是摆出一幅要搞他的架势，便起身拱手道：“圣人，与永济渠相关之事，议事堂和三省六部、九寺主官反复商议过，一致认为当前施工方法、各段承包商所聘用的民力没有影响河北大地的民生，但是也达到承受的极限了。如果加大民夫数量，固然可以让永济渠通航时间提前，然而冀州和幽州的民生必受影响，加上当时又没有急须永济渠，故而大家十分认可将作工匠阎毗保守、稳妥的施工方案。”
简而言之，这事儿是大家当初全部都同意了的；现在要死，那就一起死好了，休要让我老高一个来扛。不过他的政治智商也不低，心知这种推卸责任的话，很容易惹来杨广反感、恼火，说完之后，接着便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圣人，北方旱情和高句丽王高元派重兵北上两大事件，都属于实发事件，它们发生，使永济渠价值显得格外突出。然则事已至此，哪怕现面动用冀州和冀州所有百姓去修永济渠，也解不了燃眉之急了。”
“况且永济渠已然修成一半左右，百姓对现在的施工进度、力度十分也十分认同，朝廷此时若是贸然发动大量民力、或者加大施工力度，百姓定然怨言纷纷，之前博下的良好口碑也将前功尽弃了，既然怎么修也无法在近期通航，倒不如像解决灾情那般，直接当永济渠不存在，阎将作该如何施工还是如何施工。”
说到这里，高颎向杨广拱手一礼，沉声说道：“圣人，老臣认为与其发动强行让百姓去修近期不可能完工的永济渠，至于如何将武器装备、军粮运到涿郡，朝廷最好还是另寻他途为好。”
听了高颎这番合情合理的说法，杨广和殿内文武在心里权衡一下，尽皆认可了高颎的说法：依照高颎之说来办的话，至少不会影响民生、至少不会惹来怨言、至少不会前功尽弃、至少不会败了朝廷之前努力营造出来的良好名声。
若是贸然的强征百姓，结果是永济渠修不好、两大突发事件也解决不了、还惹来冀州和幽州百姓的反感愤怒，所以这种得不偿失、亏老本的“生意”，想都不用去想、更别说是去做了。
“高公言之极是！”杨广望着高颎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