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明白高高在上的皇帝，在文武百官眼中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所能利用的最犀利有力的武器，谁利用使用得好，谁就能升官发财、为所欲为，而且还能利用这把武器除掉他们所不喜欢、所厌恶的敌人，所以每个人都在不遗余力的利用各个历朝历代的皇帝。于杨广这个皇帝而言，如果这些人在争斗之时，将自身利益与国家与百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那还好一些，最可怕最可恶的是一个个没有底限的拉帮结党、互相攻击、落井下石，各自给对方使绊子、各自给对方下圈套，使朝廷乱成一锅粥。
大隋王朝现在天天谈腐败、天天谈反腐、天天严惩贪官污吏，但是他这位帝王实际上是天天和天下最大的贪官群集为伍、天天和最有权势的贪官商议国家大事，然后让这些大贪官去执法他们打造出来的国策法令。
此外，臣子们无时无刻都在揣摩上意；皇帝也要无时无刻揣摩这些臣子，可是官员和他们背后势力一起合力揣摩一个人十分容易，但一个人要揣摩无数个派系、揣摩无数个人想出来的点子是不是害人，却是难如登天。而这一点也是最难的地方，但是他作为皇帝，却也有一把最强大最犀利的武器，那就是权力之剑。
他只要把超额权力授予其中一人，那么这个人是不是他的人、是不是足以胜任要职，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所在派系的人以为是那就已经足够了，如今他便准备用这种法子来对付张瑾、以及张瑾所在的元派。
在苦心孤诣对待关陇贵族的时候，杨广奉行的策略是分化、离间、扶持，但关陇贵族毕竟是内部问题，与当初的突厥汗国截然不同，因而他的手法是削弱、平衡、再削弱、再平衡……如此循环往复，关陇贵族到最后必将四分五裂、实力锐减，只有他们在朝中军中的势力微弱，一切都好办了。
诚然，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关陇贵族也会看出他的策略和手段；但只要是人，都会有私心，一个人或许能够矢志不渝、拉拢不了，可是如果把他背后的家族施加的压力、子孙后代的前程荣耀等因素算上，那么这个人就很难坚守立场了。虽然也有，但这样的人极少极少。
而刚刚被他“授予”说话之权的张瑾既是关陇贵族三大派的“调和剂”，也是元派最重要的智囊。不过张瑾在在仁寿年间思维仍然停留在过去、仍然以为杨坚会因为皇权平稳过度而像以往那般妥协，竟然在禁书令事件上出言威胁杨坚，最后与崔仲方等人一起遭到罢免。直到杨广登基为帝以后，杨广为了稳定关中时局、全力对付杨谅，复又启用了崔、张二人。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他于张瑾是有恩的。而今，谁都能够看出自己在打压元氏，此时若是对待张瑾好一点，便能给诚惶诚恐、疑神疑鬼的元氏一种假象——一种张瑾因权而背叛了元派、关陇贵族的假象。
对此，元派其他人信与不信，杨广毫不关心、毫不在意。他关心和在意的元氏，只要元氏相信那就够了。而通过刚才的区别对待，他明显察觉到元寿情绪的变化，脸上也有了刹那间的惊容，由此可见元寿心中已经有了一丝芥蒂和一块疙瘩。但是分化元派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设想，杨广心知自己不能操之过急，此刻若是再做什么、或者是急匆匆的晋升张瑾，那就过犹不及，落了下乘。
杨广诸多杂念也就在一瞬之间而已，而就在他念头转动之际，张瑾毕恭毕敬的向杨广行了一礼，字斟句酌的说道：“圣人！当今天下，时势大变，我大隋雄师更是纵横天下无敌手，一望无际、一马平川的北方异族其实并不可怕，大隋铁骑一旦出塞，即可将北方异族杀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倭奴与我大隋隔海相望，令百战铁骑望洋兴叹，无法雪假使节带来的耻辱，然倭奴毕竟只是一个不足称道的蕞尔小国罢了，朝廷用不着兴师动众、严阵以待。反之，南方却需要大量水师，也需要一支庞大的水师坐镇、威慑。”
杨广目光看着张瑾，凝声问道：“何以见得？为何南方就需要庞大的水师？”
“圣人，自先帝驾崩，朝纲一度出现混乱，致使天下各地或多或少都受到影响。后来又因汉王谅叛乱，并州和幽州、冀州多有依附者；本就蠢蠢欲动的南朝余孽见着汉王谅谋反，于是在那期间也是颇为不安，一些郡县更是纷纷打着支持汉王谅的旗号造反。末将认为相对于用不到多少水师力量的北方，南方不仅仅只是水网纵横，而且还是我大隋大后方，朝廷更需要让水师去威慑，并维持南方的稳定。”张瑾沉声说道：“据末将所知，南朝作孽和撩人、水寇善于作战能力极强，而且这些人大多孔武有力，骁勇善战、熟悉地形、善于在水上作战，若是失去强大水师的威慑，他们再次暴动，势必难以对付。”
听了张瑾的话，杨广顿时皱眉不言，同时在心中默默的考虑“水师北调”是否应该、是否合理。
对于南方人来说，操船作战就跟北方人骑马作战一样，所谓的‘南船北马’便是此理；杨坚当年为了歼灭南陈、统一天下，同时也是为了对付令北方人十分头痛的南陈水师，让杨广在位于长江尾的江都打造大隋水师、让杨素在长汉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