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夏天在《深圳特区报》第二版看到一份公示，说的是市委组织部经过各战线党委自下而上的推荐评选，准备授予xx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党委为先进党委，请社会各界有不同意见者可以向市委组织部据实反映情况，反映有重大问题并调查属实的，将取消其先进候选资格，云云。
当中三家公司的第三家，明白无误地写着：中共深圳市民银行党委。
夏天看到这条公示，马上沉浸在思考之中：“市民银行成立后的两届党委都是自己投过票的。市民银行的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是辛苦的、是在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的状态下，忘我而为的。第一届党委班子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两年开始运作，那是多么险恶的经济金融环境啊！牵一发而动全身，越是这样，大家越同心，办法便越多，经营情况也就越好，全行也呈现出勃勃朝气。当年的事实和后来的情况表明：首届党委班子的一、二把手古丁力、罗艺为人正派，能力也很强。后来，一个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领导的肯定，一个被深圳市委、市政府委以重任。而申一枫和黄鹿接掌第二届领导班子的一、二把手后，不断挂着机构改革的名义，频繁地调动各部门的主官，并在管理体制上怪招迭出。一时间，高管中来了不少人，又走了不少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服务社转过来的旧贷款越来越难收，知情人越来越少，而新官不理旧帐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终于使得市民银行积重难返了。按理说，这第二届党委的主官申一枫、黄鹿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重大失误的。但是，他们的失误能否定市民银行的广大党员的努力吗？”
想到这里，夏天又回想起：“市民银行党委曾两次表彰自己为优秀共产党员。尤其是九六、九七年度那次，在那么严格的筛选过程中，在全行只有十名优秀名额中，评选我这位从金融服务社转制过来，并且专事信贷工作的人为优秀党员，那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夏天合上报纸，对自己说：“如果有投诉，就让别的知情人去投诉吧！凡是做过头了的人，总是有报应的。不是不报，而是时机未到。虽然他们没有在金融服务社时期发放贷款，貌似清白。但是，正如古人云：子不杀伯夷，伯夷却因子而死。申一枫、黄鹿在总行主官岗位上呆了四年多了，四、五年时间，虽然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但是，具体到一个特定的点上，足以让一家优秀的贷款企业变为欠债大户；也可以使一家好银行掉级，成为不良公众企业，甚至破产。何况，市民银行本身也是先天不足的问题银行。”
有趣的是：后来，市民银行党委顺利评上了先进党委。但是，市里收集到的一些群众反映却转到了有关部门跟踪调查。
真是应了古人说的：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市民银行不当先进还没有什么大事情，当了先进的消息曝光后，问题便接二连三的浮出水面。首先，那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口无遮拦、嘴快鼻快的行长黄鹿被市纪委立案调查，据说是因为经济和作风问题。接着，市监察局和人民银行联合对一些境外洗钱的地下钱庄与关联银行立案查处。当查到胡辉所倚重的周易咨询应用中心时，那个声称可以看风水、测天象、断未来的易大师，偏偏对自己的晦气预先竟然一无所知，栽了一个大跟斗。这小子以涉嫌经营地下钱庄扰乱金融秩序罪和洗钱罪嫌疑被立案查处后，心里想：“俗话说：‘死老头（父亲）不如死老丈人’，我衰到家了，临死也要抓一个垫背的。”于是，他倒是痛痛快快地来了一回竹筒倒豆，把数年来与胡辉一起相互勾结，套取大量现金用于黑市换汇乃至洗钱的全部活动说将出来。这样，监察部门便来到市民银行纪委通报案情，并要求市民银行跟进协助查处胡辉涉案的情况。
市民银行的黄鹿和胡辉两案相继曝光，对申一枫来说，并不是好事。至少在市领导的眼中，他这个一把手多少有些不称职。这样一来，数年来他着力营造的政治秀，便是越秀越黑了。这对他日后的政治前途，无疑将产生消极影响。
随着洗钱案调查的深入，胡辉所谓“优秀行长”的画皮被一层一层地剥掉，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早在某国有银行当支行长时就开始参与套现涉嫌洗钱的胡辉。正当该国有银行开始对他采取组织措施时，他才招摇撞骗来到市民银行，与申一枫沆瀣一气，臭味相投，把湖贝支行闹得天翻地覆。
此时，胡辉已经知道易大师被盯住了，他在心悸之余，故伎重施，想像上次从国有银行脱身一样，来个金蝉脱壳，便抽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找到申一枫，请求放他一马，要求离开市民银行。
申一枫冷眼看着这位让他心烦的部下，冷冷地说：“你整了一大堆事情出来，是可以一拍屁股走人。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走了，我怎么向市里交差？”
就这样，申一枫和胡辉“师徒俩”都想离开市民银行，一个盼望着市里哪个正局级岗位出缺进补，而另一个则担心因为已经涉案可能会成为阶下囚而不得不提出离职。但是，他俩都仍在市民银行烦着自己那颗不安分的心。
看官：依小的说，该当他们心烦。这申一枫独断专横、刚愎自用引来胡辉，有点像臧晋叔笔下的包公的随侍张千，嘴尖皮厚腹中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