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现在有正仓、常平仓等。”
“正仓，存储的是百姓正租，收来的租用于支付官员俸禄、维持朝廷日常用度。”
“常平仓也是古以有之，和籴粮食，稳定市场价格。”
“前朝开皇年间，下诏各县置社仓，各州县置义仓，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和麦，于当社造仓储存，若时有不熟，当社有饥荒，以此谷赈济。”
隋朝的社仓制度，曾经搞的很不错，开始是在乡里结社，每社区的百姓，粮食收获之后，大家自愿捐一些粮入仓，派人管理，等到饥荒的时候开仓赈济。
后来又发展到按户征纳义仓粮，从五石到五斗，对没田地者和商贾，也按等征收，下下户不收，后来又发展为按亩征收，王公以下，亩纳二升。
大唐建国十年，也曾建义仓，但经历战乱，以前的义仓体系早没了，这些年也没真正完备起来。
武怀玉现在提出，应当全面恢复义仓。
温彦博说现在恢复义仓也不易，主要是许多百姓都还没恢复过来，正租之外还要交这义仓粮，这等于又增添了百姓负担。
“我建议按亩征收，每亩纳二升，一亩地两升粮，相对来说不算很高，如果地少的，也交的少。地多的，更没多大负担。”
温彦博则说现在朝廷还没有完全掌握天下田亩数量，没有实际的田亩数，就无法有效按亩征收。
“田亩数可以慢慢统计，按亩征收，各依土地产出交麦、稻、粟等，亩纳两升地子。无田的商人、工匠等，则按户等征收。”
武怀玉坚持要按亩征收，其实就是把这当成了一个新的税源，朝廷正税是租庸调制，正租就是每丁每年纳租两石粟。
理想的情况下，一丁能分到一百亩地，其中少部份需种桑、槐、枣，其余的都种粮食为主，所以两石粟也就相当于一两亩地的产量，正租税率也就五十分之一左右。
不过实际上嘛，一丁能分到一百亩足额田地的，那是少之又少，尤其是京畿之地，现在开国之初还好点，基本上都享受到了
按户等征义仓粮，跟正租按丁没啥区别，如果分地不足，那实际负担很重。
所以直接按亩征收，就比较直接也公平一些。
如果按户征，除最下等户，其它的最少要征五斗，相当于二十五亩地，但现在多数八等户，是没有二十五亩地的。
按亩征，影响最大的就是最穷的和最有钱的地主。
一个地主良田万亩，按户也才交五石，可如果亩征二升，那就得交两百石。
偏偏这田地实际大多数就是在这些贵族豪强地主们的手里集中着，所以按户征，那基本上得少征九成以上。
现在朝廷财政这么困难，武怀玉可是早盯上义仓了。
义仓粮可不仅仅只充做备灾备荒粮的，他是把这当成了一项正税，发展成地税。
这义仓粮收上来后，当然不可能就放在仓库里躺着等灾荒，可以拿出部份来出借给常平仓，常平舱再拿来做本钱，放青苗贷。
这样仓中的粮食也能及时的轮换更新，也能发挥更好作用帮助百姓等，也能为朝廷赚点钱补贴。
一亩收两升粮，一亿亩那就是两百万石粮，大唐耕地好几亿亩，不敢说全盛时期的七八亿亩，现在核心区三四亿亩是有的，所以如果真能都征上来，那这个义仓粮一年就有六七百万石，甚至能达到上千万石。
哪怕一年就五百万石，也是很惊人的一笔了，对于眼下穷的不得了的贞观之初，这可是好大一笔。
如果一年再拿出两三百万石粮借给常平仓放贷，按年息四分来算，这一年能有一百多万石的收益。
要是一年义仓粮有一千万石，拿五百万石给常平仓做本钱，一年就能有起码两百万石粮收益。
账是这么算的。
武怀玉简单的写下这一个个数字。
李世民呼吸都急促了几分。
魏征和王珪也不淡定了。
甚至魏征还想到，要是朝廷一年能拿出几百万上千万石粮食，低息借贷给下几等户的百姓，那每年就会有大量百姓不用再找寺院、贵族、豪强们借高利贷，百姓负担会减轻很多，会有许多人不用最后债台高筑，被逼的卖儿卖女典妻卖地破产了。
“会不会太高了，亩纳二升，一丁授田百亩，正租两石，现在义仓粮还要纳两石？”
王珪问。
“王相公，实际能足额授田的不多，如果一丁真有百亩地，那他收入起码有近百石，纳四石正租和义仓地子，也在可承受之内。”
“况且义仓粮取之于民，仍用之于民，”
“义仓本来是备灾救荒之用，如今拿出放贷，这与本意不符。”
“王相公，义仓粮收的粮食，得合理利用，我们只是拿出一部份出借给常平仓，常平仓以此放贷给贫困百姓救济，或是用做本钱和买，稳定物价，都是利国利民的良策，我们并没有跟前朝大业时隋炀帝一样，直接把义仓粮挪做它用。”
一番争论。
李世民最后还是迫于现实，处处缺钱，十分无奈，好不容易看到个活水源头，也顾不得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