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水河下游的定陶，已经成了一座臭城，董宣在这进行的屠杀，导致上万赤眉俘虏丧命，一直到马援部抵达，尸骸都尚未处置完毕。
而董宣收到第五伦诏令，沿着济水往上游走，越往西，臭味就越轻，然而即便离开定陶上百里，他在自己的旧衣裳上嗅一嗅，仿佛仍能闻到恶臭！
这不是更换几件衣裳，多沐浴几次就能洗去的，罪恶烙在身上，难以磨灭，将伴随董宣一生。
随着战争结束，赤眉残部往东、南流窜，河济的秩序在慢慢恢复，尤其是济阳县城周边就更加好了。魏军的部队控制各个乡里亭舍，清除趁乱打劫的贼寇，着手恢复驿置。甚至还有黑衣官吏重新组织生产，春耕耽搁了几天，但现在抢种，秋后还能有些收获，万万不能再错过。
但逃跑的流民可没那么容易收拢回来，他们已经被没完没了的战乱弄怕了，宁可躲在山林里躲几年，日子是苦了些，但好在没赋税徭役，无非是将新生儿统统溺死，以保证成年人活下去，活到世道太平罢了。
于是乎，那些被王莽划成“野人”的赤眉义子义女，倒也不像依然心存反抗的赤眉“国人”一般被严密控制，他们已经被解开了绳索，在魏兵监督下，给撂荒的土地重新开垦，然后撒上粟种。
如果那一万俘虏没有被董宣处死，应该也会如此吧？
董宣站在田埂边看了很久，而后便进入了济阳宫，谒见皇帝陛下。
这亦是董宣第一次见第五伦，与盖延横竖都没看出第五伦“英雄”何在不同，董宣对第五伦印象却极好。济阳周边的秩序恢复、济阳宫内的维持简约，没有过多繁杂礼仪装饰，无不暗暗显露出皇帝务实不乐虚的性格。
“董少平。”
第五伦只道：“卿受诏来此，却不着官服、印绶，为何？”
董宣面无表情地回答：“臣如今是待罪之身，自当如此。”
第五伦问道：“那且说说，汝何罪？”
董宣却道：“太守二千石犯罪，若兖州牧在，则兖州牧定罪，如今兖州牧缺，则该交由廷尉来断，不该由罪臣本人置喙。”
第五伦笑道：“廷尉丞随驾而行，对你的断罪早已有结论，只是听你一说。”
董宣再拜：“其罪一，残贼多滥。”
魏国的法律不可能凭空创造，很大程度上是延续汉、新，源头则追溯到秦律去了。在法律里，贼寇也是受保护的对象，俘虏与之相似，若是官吏办案时不分青红皂白，杀戮太重，超过了犯人该受的刑罚，亦是罪过。
比如汉成帝时，有一位酷吏尹赏，去江夏郡做太守，因为“捕格**及所诛吏民甚多”，犯了残贼罪，被免职。
没错，对残贼罪的处罚，就是免职，这也是董宣自去官服印绶的原因。
直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后，第五伦才注意到这条律令的漏洞：残贼罪太简略，甚至没有按照滥杀数量的量刑标准。
这是有历史缘由的，与“残贼”相反的一个罪名，则是纵囚，也就是故意减轻罪犯处罚，在律令上，纵囚则与贼人同罪！一个官吏若是背上这罪名，极可能丢性命的！
如此一来，残贼顶天免官，纵囚却可能掉脑袋，那肯定将罪往重判啊。
第五伦对此反思：“汉文帝虽去除肉刑，但律法依然严苛。上下相驱，以刻为明，严酷者获得公名，判案平缓者却有后患。这亦是造就汉时酷吏过多，对待平民百姓处置过于酷烈的原因？”
第五伦遂有意加大对“残贼”行为的处罚，好歹划个红线。不过这都是后话，董宣犯法在修律之前，还是得按原来的判。第五伦虽然搞过弄死渭北诸多豪强的冤假错案，但在对待自己颁布的法律时，还是颇为严肃的，绝不会因为个人情绪、喜好就带头破坏。
虽然是落后的封建法律，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但有法，总比没法强啊。
而堂下，董宣继续自陈其罪道：“其罪二，无令擅为。”
“陛下去年刚颁布了战时律令，若非两军交战，斩贼、俘百人以上，当禀于将军，千人以上，禀于天子。百人以下，太守二千石及偏将军方能自决，若有尚方斩马剑在，亦可自决。”
“定陶处决俘虏多达一万一千零五百三十六人，而臣既未能禀报马国尉，又不曾报于陛下决断，且无御赐宝剑在身，乃先斩后奏，此为大罪也。”
第五伦反问：“那此罪当如何处置？”
董宣道：“魏律上承汉、新两代，有矫制之罪，又分为矫制大害、矫制害、矫制不害三级。”
“其中，矫制大害，当判腰斩。”
“矫制有害，当判弃市。”
“矫制不害，罚金四斤。”汉初才四两，这已经是汉武时加码后的罚款了。
“无令擅为，比起矫制罪弱一级，刑罚也减一级。至于臣所为，造成是大害，还是有害、无害？就不该由臣来决断了。”
董宣的业务确实很熟，这些罪名，这实际上是从造成的客观后果来判定它的程度。
毕竟汉臣动辄矫制，尤其是出使外国的使者们，从常惠到冯奉世、陈汤，动不动就矫制干掉一个西域国王，或者发动一场战争。至于事后会不会受惩罚，主要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