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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工坊祭酒，并不是主持工坊生产事务的人，更像是总工程师这样的存在，而长安书院祭酒也是一个道理，类似于后世的教务组组长或者教导主任。
刘焯和刘炫都是曾经北周的博士，虽是冀州人，却都在长安为官，毕竟在内心的归属上他们更倾向于跟随杨坚，后来也随着众人投降大汉，他们两个原本就有些“才能”，后来大汉组建书院和工坊，自然也就脱颖而出。
刘焯的才能，便是算学和天文学，这应该是历史上隋初一等一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了，他凭借一己之力计算出了日食和月食的规律，解开了民间朝野对这两个正常天象的恐惧，是华夏历法的重大突破。
而刘炫则是不折不扣的经学家，只不过他这个经学家和那些摇头晃脑、恨不得句句都是古人经典的经学家不一样，甚至有些离经叛道。他主要做的就是质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纵是圣贤，也有偏差，这家伙提出了“春秋规过论”，指摘《春秋》之中不合规律之处，又批判《左传》之中的偏颇，一时被认为是另类。
因为两个人都出身冀州，师承上又有关联，因此人称“二刘”，只是不知道他们两个并称，到底是称赞他们，还是说他们的思想都有些离经叛道。
倒是在李荩忱看来，二刘的确是现在大汉需要的人才。刘焯自然就不用说了，他本来就是一个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古人比较好玩的一点就在于数学家的天文知识和天文学家的数学知识一定都不会差，这也应该是由于古人渴望能够探求天命的真相，而数学无疑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现在大汉的工坊中各种新器械的设计本来就离不开精细的计算，尤其是流水化生产对于计算更是要求严格，随便算错了哪一个数，就有可能导致流水线上生产下来的一大批产品报废。
另外天命所归这种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李荩忱作为一个穿越者当然是不信的，只不过目前如果他不信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巩固住人心，而能够在天文学上进行发展，一来可以帮助李荩忱现在更好的利用天命现象，二来也能够帮助李荩忱以及后来者在想要拔除天命思想的时候更加轻松，毕竟这不会是同时进行的事情，所以并不冲突。
更不要说现在大汉的数学、物理等等理论实际上都只是处于起步的状态，人们的了解局限于经验之谈，经验之谈固然重要，但是往往会限制住技术的发展，没有理论的支撑，只是凭借经验，那么任何科技的发展都是空中楼阁。
华夏从来都是一个务实的民族，着眼于现在，通过自己的拼搏和汗水解决温饱问题、解决建设和发展的问题。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务实的思想，往往会限制住理论的发展。
在南北朝时期，数学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难得的快速发展时期，诞生了诸如祖冲之这样后世敬仰的数学家。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在李荩忱看来可能和南北朝时期的务虚之风也有一定的联系，人们倾向于泛泛而谈和想象，自然就更容易在理论上实现突破，但是这样做的弊端自然就是在实践上往往很难成行，甚至这样的风气一直在向下流传，以至于后来朱熹发出了“绝知此事要躬行”的感慨。
现在李荩忱既要发展实业，实干兴邦，实业就是兴邦的关键之一，技术的发展可以带来明显的财富，但是实业终究需要科学的支撑。
刘焯就即将被李荩忱赋予这样的责任。
听着李荩忱谈到一些非常基础的物理理论和数学规律，刘焯惊讶的张大了嘴。
实际上他的学问也以《九章算术》为主，《九章算术》已经算是华夏古代数学的集大成者，但是受限制于种种因素，实际上《九章算术》晦涩难懂也没有多少人关注，而且上面的理论和规律相比于后世简单明了的公式也比较零散。
李荩忱需要的是有一个人能够继续在理论上进行研究，真正整理出来类似于后世现代数学和物理学的学问，晦涩难懂的文字是很难广泛的进行教授传播的，只有进行了简化和公式化，才能让更多的人快速学习认知不说，还能让他们更加方便的应用在生产实践中。
李荩忱在纸上写出了一连串的数字，若是换做后人，可以清楚地认出来这就是后世整个世界都在广泛使用的阿拉伯数字，然后又在这些数字的下面写下了对应的汉字。
“陛下，这是？”隐约能够明白李荩忱的意思，刘焯的眼睛之中泛起光芒，这是一个学者在钻牛角尖钻到极致之后骤然海阔天空的神情。刘焯的神情变化，让旁边的刘炫也好奇的凑过来。
“这是表示从零到九的办法，是从天竺那边传过来的，朕从西域商人的口中知道了这件事。”李荩忱当然不能明着说这是自己本来就知道的，说是自己发明的他也有些不好意思，毕竟这个时代阿拉伯数字实际上已经诞生了。
阿拉伯数字名字是阿拉伯，但是发明者实际上是公元三世纪到五世纪的印度北部旁遮普人，在当时因为种姓制度还是已经有利于社会快速发展的制度，所以数学自然也随之快速发展，诞生了比较基础的数字，后来阿拉伯人征服印度，引用了这种数字，并且这些数字一直随着阿拉伯人的刀剑和商队传播到整个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