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台上铜釜中的豆汁在柴火的加持下不断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往铜釜上方冒着白色的气泡……………
像曹爽这样的，能享受到夫人们为君洗手做羹汤的还是很少见、也很难得，不像后世那样常见，
孙鲁班望着漆盘中自己切好的鱼脍有些遗憾的道：“只可惜没有新鲜的江东鲈鱼，江东的鲻鱼、鲈鱼做出来的鱼脍才是最美味的。”
这时名贵的鱼脍材料是鲈鱼，但鲈鱼也并非鱼脍的顶级材料。
孙鲁班想了想又颇为怀念的道：“妾曾记得有一次父皇曾与术士介象讨论何种鱼做生鱼片最好，介象向父皇推荐了鲻鱼。
父皇叹息说：“鲻鱼出在东海，可望而不可及”。
介象便差人在大殿中央挖一小坑注满清水，即从坑中钓出鲻鱼来。”
鲻鱼俗称子鱼、乌鱼，鱼肉与鱼子均鲜美而闻名，曾为南宋御膳珍肴，但鲻鱼古代获量稀少，百姓是难以品尝到的。
曹爽望着孙鲁班道：“不妨事的，只有是新鲜的鱼做出来的鱼脍就很美味了。”
古代没有冰箱，想要保证食材的新鲜属实是一件难事。
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伍子胥征战归来，吴王阖闾“闻三师将至，治鱼为鲙”，结果伍子胥有事耽搁了一会儿，鱼肉便已经发臭。
吴王察觉后，命人重新做了生鱼片，这才宾主尽欢。这里提到的“鲙”，“自阖闾之造也”，专指生鱼片或鱼生。
吴地多江、湖，水产资源丰富，故吴王能豪横地随时更换鱼脍；可若是在北方，即便如霸主曹操，也难免会感慨“所少者，吴松江鲈鱼为脍”。
北方水产资源不如南方，为了避免食材腐烂，往往会对其进行腌制。
曹爽继续道：“北方不比南方，百姓多是食鱼酱，连当初武帝喜食的鲍鱼也是腌制过的，如今我等能食新鲜的鱼便已是极好的了。”
比较常见的是“鯅”，也就是鱼酱。四川郫县向来以豆瓣酱知名，但在三国时，这里还盛产一种鱼酱。
据《太平御览》卷926引《四时食制》记载：“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
取刚孵化的小鱼，把它们养在稻田中，亦可以做成鱼酱。能被曹操专门列在食谱中，郫县鱼酱的味道可想而知。
曹操爱吃的鳆鱼（即鲍鱼），可能也经过了特殊处理。
据曹植《求祭先王表》自述，他曾向徐州刺史臧霸要来二百枚鲍鱼来祭祀先父。
又据《太平御览》卷938引曹丕《与孙权书》记载：“今因赵咨致鳆鱼千枚。”
曹丕称帝后，送给孙权一千枚鲍鱼，另外还有一匹良马、一件大衣（白鼲子裘）与五斛石蜜。石蜜一说是甘蔗制成的冰糖，一说是樱桃。
但作为两国邦交的礼物，此处所见石蜜应当就是冰糖，如此才能保证它从魏至吴的长途运输中不变质。
同理，鲍鱼也应当是风干后的干鲍。而且从产地看，这些鲍鱼大抵是出自靠近东海的徐州。故盘踞在此地多年的臧霸，就是经常给曹操送鱼的“老默”。
古代的腌制方法还有“鲍”。《颜氏家训》曾告诫族中子弟切勿与恶人居，称这种行为“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
需要注意的是，史籍中的“鲍鱼”不等同于“鳆鱼”，它泛指经盐渍腌制后因高温腐臭的湿咸鱼，而非现在所说的鲍鱼。
秦始皇病逝后，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便曾用“鲍鱼”掩盖尸臭，以达到秘不发丧的目的。
孙鲁班接话道：“夫君不要以为只有北方才有腌制的鱼，在妾小的时候祖母也让人制作鱼鲊，有时还会带着母亲和妾等亲自上手制作呢。”
与之相比，鱼鲊的味道会更好一些。这是一种用盐水煮后再经发酵的腌制品，具有独特风味，在汉唐之际十分流行。
东吴的孟仁少时家贫，其母老弱，欲食竹笋，孟仁性至孝，在寻求无果后抱竹大哭，不料“孝感天地，须臾地裂，出笋数茎”，这就是《二十四孝》中的“哭竹生笋”。
后来，孟仁担任监池司马，负责看管鱼池，捉到鱼后，他自己舍不得吃，便制成鲊寄给母亲。但孟母也拒绝了，她给儿子捎来口信，称“汝为鱼官，而鲊寄我，非避嫌也”，将鱼鲊又还了回去。
鱼鲊是吴地特产，不仅孟仁想吃，东吴、曹魏、蜀汉的世家大族也有吃鲊的习惯。
成语“脍炙人口”原指美味人人都爱吃，后引申为诗文写得好，被世人广为称颂与传播。
这里提到的美味，源于两种古老吃法，一个是上文提到的“脍”，另一个就是“炙”。
《说文解字》曰：“炙，炙肉也。从肉在火上。”
段玉裁注曰：“有丳贯之加火上也。”可见，炙就是把肉类食材串起来放在火上烤，犹如今天的烧烤。
相传春秋时，着名刺客专诸受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委托，欲刺杀吴王僚。
为此，他专门前往太湖，花费三个月时间学习烤鱼。待学有所成，专诸便以进献烤鱼为由接近吴王僚，并从鱼腹中取出提前藏好的鱼肠剑，成功将其刺杀。
看来，先秦时代就已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