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裕望着那不远处热火朝天的夷洲城沉吟片刻道：“樱儿不是不知道，我非贪图大功名之人，父亲生前做丞相之也很是低调，不愿如陆伯言一般做事，毕竟树大招风啊，陆伯言的下场就是明证。”
张樱虽一直生活在这偏远的夷州之地，但对顾裕所说之事还是清楚的，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斗，这些都是少不了的，那怕是在她们部落也是如此，
张樱点头道：“夫君是的是，在妾的部落里也是这样的。”
南阳人谢景是太子的宾客，称赞刘廙先刑后礼的理论，陆逊呵斥谢景说：“礼治优于刑治，久为历史所证明，刘廙以狡辩歪曲先圣的教诲，是完全错误的。
您如今在东宫侍奉，应当遵奉仁义以显扬善言，像刘廙之谈不必讲了。”
吴国两宫并立时，全琮让儿子支持鲁王孙霸。
陆逊得知情况，写信告诫全琮说：“你不学汉朝金日严格对待儿子，反而庇护阿寄，最终会为你的家门招来灾祸。”全琮不理睬陆逊，并因此与陆逊有了裂痕。
此外，暨艳曾大肆建造府邸，陆逊规劝告诫他，认为必将由此招致祸事；诸葛恪自负才高，陆逊就劝他说：“在我之前的人，我一定事奉他与我一道升迁；在我之后的人，我则帮助扶持他。现在看您气势侵凌上级，心里蔑视下属，这并非能巩固自己德行的基础。”杨竺年轻时就博得较大的名声，而陆逊也认为他最终会惹祸败亡，劝杨竺的哥哥杨穆与杨竺分开生活，另立门户。
所谓看破不说破，虽然暨艳、诸葛恪、杨竺三人最终都如陆逊所预料，都因惹祸而被逼自杀或被处死，但在他们还没有惹祸之前，陆逊就严厉提出告诫和批评，显然也在不同程度上得罪他们。
得罪权贵们也就罢了，在后期，陆逊实际上还曾多次得罪了孙权。
黄龙二年春，孙权准备派军队取夷州和朱崖等地，征求陆逊的意见。陆逊认为，取夷州和朱崖等地是劳民伤财，没有什么益处。孙权不听，依然派兵去征讨夷州，最终只得到数千人，得不偿失，大为后悔。
嘉禾二年春，辽东公孙渊向吴奉表称臣。孙权大喜，派使者携金宝珍货，赴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结果公孙渊认为吴国遥远，难以长期依靠，将使者杀死，转投魏国。孙权大怒，准备亲自带兵去征讨。陆逊上书相阻。这一次，孙权虽然听取了陆逊的意见，但心里对陆逊肯定有不满。
赤乌七年（244年）正月，孙权任命陆逊为丞相。当时，东吴两宫并立，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为了争夺太子之位而相互仇视，各自拉拢朝臣。有许多朝廷官员也趁机派出子弟，或依附侍奉于太子孙和，或依附侍奉于鲁王孙霸，都想提前押注，捞取加官进爵的政治资本。
鲁王孙霸的党羽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一起诬陷毁谤太子，迷惑孙权。孙权私下召见杨竺，杨竺认为鲁王有文武英才，应为嫡嗣。孙权同意他的意见。
当时，有役使藏于孙权的床下，完整偷听到这些谈话，告知了孙和。孙和于是与陆逊族子陆胤密议，请他让陆逊上疏表谏。与此同时，太子太傅吾粲也数次与陆逊通信，请求派鲁王出镇夏口，逐出杨竺等人，不要让他们留在京师。
陆逊于是上疏劝谏孙权说：“太子是正统，应该有坚如磐石的稳定地位；鲁王是藩国之臣，对他的宠爱和俸禄都应当与太子有所差别。这样大家各得其所，上下才能安定。”极力陈述嫡庶之分，又请求进京面见孙权陈述嫡庶的大义。
孙权猜到自己与杨竺密谈的内容泄露，大怒，命人追查盗听事件，先后将杨竺、陆胤收监审问，处死太子太傅吾粲，并数次派使者前去责问陆逊。陆逊因此气愤致死，时年六十四岁。
张樱想了想又道：“可是妾真的不懂一点礼仪啊，真的能融入像建业这样的地方吗？”
在古代，礼仪是社会法则，是个人德行的标准。“议生于礼而合乎礼，故谓之礼仪”。《左传·定公十年》中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论语》也称：“不知礼，无以立”，可见礼仪何等重要。而古代社会，对女子礼仪要求则更为严苛。
按照古代礼仪，女子须做到“行不露足，踱不过寸，笑不露齿，手不上胸”，否则就是失礼，就会被耻笑。女子不但要恪守“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这些道德伦理，
“三纲五常”是古代女子做人基本规范。“三纲五常”，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最早提出。
汉代儒家经典《礼纬·含文嘉》：“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矣。”
唐代的《孔颖达疏》:“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为妻纲”，指丈夫是妻子的表率、妻以夫为主，妻子必须绝对服从丈夫。“三纲五常”确立了女子的人身依附关系，直接把女子置于男子的附属之下。
“三从四德”是古代女子处事基本准则。周、汉儒家经典《仪礼·丧服·子夏传》把世间丧礼制度的“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以及《周礼·天官·内宰》把有关宫中掌妇之法的“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合称“三从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