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叔听了我的话却不以为然，坚定的说，像这种事不能忍，否则便是纵容她，可能她以后还会变本加厉的来。于是张大叔骑着自行车，跑到管理市场的办公室，向那些工作人员投诉阿飞，又打听她的一些情况。待张大叔返回时，便见他气愤的和我说，那些没有用的工作人员，一听便各个摇头晃脑的说，这个人可惹不起，我们也不敢管，真的没有办法。张大叔握着拳头，义愤填膺的说，那些工作人员都算什么呀，真是可恶，没有一点担当，连这种社会渣渍都不敢管，不行我就上法院起诉她，并问我道，如果上法院起诉她，你敢不敢站出来与她质对。我说当然敢了，有您撑腰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好吗这张大叔，说干就干，当即便令我写一份起诉书，我说我哪见过起诉书是什么样子呀，我真不会写，于是他便说，等着我回去，明天找个模板过来给你参照着写。
第二天上午，张大叔将起诉书的格式写在几页信纸上，让我铺陈内容，告诉我把问题写严重一点，措辞严厉一些，说写好后他明天过来拿。
晚上回去我搜肠刮肚，集平生之所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弄了一篇，自觉都不够通畅真实的作文，第二日交于张大叔。
待张大叔看完，指着说某某处还需要修改，让我再好好想想，当如何改才合适。然而只是人家跟我借了五十块钱的问题，至于还与不还还待定，我再怎么改，这个问题也不至于如何严重，所以那份不伦不类的起诉书，根本就没有派上用场。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张大叔是借此事件，考察我的文笔罢了。
有诗云，东风临夜冷于秋。然而北京早春的东风，即便白天也清寒彻骨。而西街北口，临着一马平川的三环路，更让那孤傲的东风不可一世，经常吹的人们颤抖着，甚至是泪流满面的睁不开眼睛。
没了二姐给我做饭，替我看摊换我去吃饭，又没了阿芳给我端牛肉拉面，所以我经常忙的顾不上吃饭，寒冷加饥饿再加忙乎，搞得我有些吃不消的感觉。
而此时的张大叔，见几次直白的点化，我都没有顺应其心的意思，于是便不止一次，不厌其烦地数落着我，并且跟我要欠他的那三百块钱。于是我便有些心生退意，和他说不想干了。张大叔惊讶的追问缘由，我便说，也不怎么挣钱，天气又冷，忙得我每天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着实让我很难受。
于是张大叔便赶忙安慰我说，先别着急，刚过完春节，人们的消费能力肯定会弱一些，等过一段时间，天也变暖了，生意肯定会有回升的，慢慢就好了，至于吃饭能有多大问题，对面不就是饭馆吗，空闲的时候随便要碗面，或要个菜，再弄碗米饭填一下肚子，晚上回去你再自己好好做一顿呗，你又不是不会做饭。我说大叔啊，你可不知道，一般等到忙完的时候基本上都过了饭点了，就算弄一碗饭这大冷天的，端过来也凉了，我总不能把这些货物都收起来带到饭馆里去吃吧，再说了，老买饭吃也不是个事儿啊，天天就那几样老吃谁能受得了啊，那每日早起贪黑的忙活一大天，晚上回去都不想动了，哪还有精力做饭呀，又要刷锅洗碗的，而就算想做饭，弄不好那炉子早就没了火气儿，总不能再重新笼火吧，且经常不是忘了买米就是没有买菜，又因资金有限，经常要骑着自行车去进货，本来生意就不太好，而进货的时候又不能出摊，更影响生意，所以现在是很不挣钱的时候，而你的租金一分也不能少，还催得这么紧，我真的有些力不从心了。
张大叔听完我的话，皱了皱眉说，你看我收你这点钱，还要替你交税，其实到我手里也剩不了多少，既然你手头现在不宽裕，那就先缓一段时间再交吧，你要说现在不挣钱，那你以前挣钱吗，再不行应该比打工上班强吧。我点头说，那倒是，这么辛苦肯定要比上班挣的多一些。大叔嗔怪的说，出来打工不就是挣些辛苦钱吗，比上班挣的多些，那就多辛苦点儿呗，还说不干了不干了的，等生意好了不就挣得更多些吗，再说了，现在不是因为刚过完年，外地打工的人都还没返京，人少所以生意才不好的吗，不过要说也是，这吃饭还真是个问题，看来这生意不是一个人能做的，要不你再找一个帮手呢？我说，帮手没那么好找吧，我也找不到人，就这样的小买卖，弄两个棒劳力，能挣多少钱，给人家开多少钱工资呢？再说了，不是贴心的人，收钱的事谁放心呢。听我说完，大叔点头合计着说，那也是这个理，你先别着急，先慢慢干着，待我给你想个办法再说。
大约过了两三天，张大叔过来跟我说，给我物色了一位伙计。
张大叔说他有一位河南籍战友，转业后到了地方，现在是某市公安局局长，张大叔还感慨的说，要知今日如此，还不如当初自己也转业到地方，做个地方官的好。张大叔说他这位在地方上当局长的战友，有一个小表妹，年龄大约不到二十岁吧，在家里也没有工作，前时想让表哥帮她找份工作，张大叔他们一聊天，正好想到了我这里需要一个人，便让其买票，来了北京。就让她来帮我看摊，问我同意不同意。
听张大叔说完，我坚定的说，没法同意。嗯？张大叔疑惑的问道，怎么你是舍不得给她开工资呢，还是怕那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