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来到这个世界上，一直在不断探寻生命的起源，特别是早期人类在自身掌握的知识比较贫瘠的状况下，根本不能破解人类从哪里来的难题，因而产生了大量的创世神话、起源假想，并在口口相传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从而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认知体系。人首蛇身是早期人类对始祖的一种普遍认知，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女娲造人等神话故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巴人更是坚信自己是龙蛇的传人，这源于巴人是伏羲后裔的认知，《路史·后纪》记载：“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廪君），降处于巴，是为巴人。”据此而言，巴人将自己的始祖作为崇拜信仰是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也可以看作是古巴人化解起源困惑的一种心理释放。
在远古社会中，早期人类在谋求生存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与天地万物发生着或疏或密的关系。身边的动植物，乃至没有生命的物体，在特定的环境和思维中与部落氏族产生了一定的神秘联系，从而促成了将其作为本族群的依赖、标志，或者是代表性符号，崇敬与膜拜就演化为氏族的图腾信仰。巴地山高水急，茂林丛生，大蟒大蛇较为常见，巴人作为诞生并聚居于巴地的原住民，以龙蛇作为图腾并以此得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可考的《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了：“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富有浪漫主义特点的《楚辞·天问》也说：“一蛇吞象，厥大如何？”。蛇蟒的体格和巨大威力被不断强化、神化，如“吞象”的壮举让人引以为豪，巴人以其作为信仰的图腾，充分展现了渴望强大、维护尊严的朴素意识，这在生产力极为落后、部落间争斗频繁的时代更为突出。从发掘的大量巴人遗物和文字材料来看，以蛇为图腾是巴人的典型传统，实为巴文化研究者的共识所在。
蛇巴在大巴山区域兴起应追溯到7000多年前，巴族在大巴山南北两麓生存繁衍，达到了兴旺的局面，巴族、巴地、巴国成为彼时的重要力量。由此可见，蛇是巴人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氏族图腾。唐代诗人元稹在通州为官时说“巴之蛇万类，其大蟒尤甚”，证实了州南170里的辖地有蛇龙县（今四川省开江县），人们普遍信仰蛇蟒的史实。秦汉大一统后，进一步宣扬和崇尚脱胎于蛇的龙文化。为了强化国家的统治管理，龙与专制王权联系起来，成为了统治者的象征，晋汉后的文献也把伏羲、黄帝等古圣先王与龙蛇联系起来，成为崇拜信仰的主流。加之龙文化在华夏大地的普遍盛行，巴地以外的很多地方也都信仰龙蛇文化，古代百越民族文化中就包含龙蛇信仰，闽浙一带也有着龙蛇信仰的习俗。与此同时，东南亚等国民间也有着龙蛇信仰，他们将蛇视为神明并进行供奉。就普通民众而言，则是与吉祥富贵等美好愿望联系起来，成为华夏民族的共同信仰，中华儿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龙的传人。
在巴人生活区域有着不少的巴人龙蛇信仰民风民俗记载，《太平广记》里的蛇具有加官晋爵的预示作用。在卷456“冯绲”条有这样的内容，车骑将军巴郡冯绲担任议郎一职时，“发绶笥，有二赤蛇可长三尺，分南北走”。占卜者说：“此吉祥也，君后当为边将，以东为名。”过了五年，冯绲果然做了大将军，不久又官至辽东太守。明朝曹学在其《蜀中名胜记》中说：“《志》云：‘在（县治）北四百里南坝寺（唐建也），每岁端午前后有蛇自柱础间出，沿阶满室，大小、颜色非一种，然不为害。昔人传云三万四千尾，不可数也。’按此即巴蛇洞云。”经考证，文中所提巴蛇洞在今巴中市通江县，是古代巴人的聚居区之一。从洞中祭祀蛇，到修建寺庙祭祀蛇，说明对龙蛇的信仰得到强化。
吕杰留下的线索，如同一串神秘的珍珠，将李峰他们一步步引向了神农顶。这些线索，或是一个隐蔽的符号，或是一段模糊的印记，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座传说中充满神秘与未知的山峰。
随着他们不断深入，大巴山脉的景色也越发壮丽，山峦叠嶂，云雾缭绕，仿佛每一步都踏在了仙境之中。而神农顶，就如同磁石一般，吸引着他们不断前行。
“看来，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神农顶。”李峰凝视着前方，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与决断，“我们得加快速度，这次绝不能让目标再次逃脱！”
在李峰的指挥下，搜索大队加快了步伐。他们翻山越岭，穿越茂密的森林，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但李峰与队友们的坚定信念，如同不灭的火种，在每个人心中燃烧，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当李峰他们抵达神农顶的山腰时，队员发现了吕杰留下的关键线索。李峰迅速破解，但随着真相的揭露，原本清晰的计划突然变得扑朔迷离。原本，三支小队的队长一致认为，吕杰小队和目标会直指神农顶的顶峰，那里云雾缭绕，仿佛是传说与现实的交汇点。
然而，根据李峰解读的线索，事实却大相径庭。在神农顶的山腰，目标似乎突然改变了行进的方向，放弃了登顶的雄心，而是选择了一条横贯整个半山腰的路径，意图前往山体的另一边。
“这完全出乎意料，”李峰皱眉分析，“他们为何改变计划？是发现了什么，还是有预谋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