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大学霸榜的事情，很快像风一样地传遍各处，尤其是几大书院知道后几乎抓狂暴走，一百二十七人参加考试，一百单八人上榜，这还是人吗？
好吧，就算是人，这是人干的事情吗？牲口都干不出来好吗？
不少人的第一感觉，便是汴京大学绝对是集体作弊，可如果真是集体作弊，这作弊的力量到底有多雄厚？完全超乎想象啊。
不少人不由得想起来一件事情。
公元973年，翰林学士李昉被任命为权知贡举，也就是主考官，主持当年的省试。按照惯例，被录取的进士十人、诸科二十八人一同前往讲武殿向皇帝谢恩。
宋太祖赵匡胤兴致颇嘉，现场和诸位新科进士来了一场学术研讨会。不料，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在回答问题时张口结舌、言不及义，让赵匡胤很恼火，当场予以黜免。
这也就罢了，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心理素质太差，或者说宋太祖赵匡胤派头吓坏了大家，所有导致面试发挥失常。
没想到就在此时，落地进士徐士廉在外面敲起了登闻鼓，举报李昉夹杂私情、取舍不当，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是，武济川和李昉是老乡。
实名举报啊
，这可不得了，赵匡胤一下子觉得这件事情不但危害性极大，侮辱性也极强，以为我老赵是傻帽好糊弄吗？还是以为我老赵只会打长拳？
赵匡胤以此询问翰林学士卢多逊，卢多逊道:“臣也听说了。”赵匡胤大怒，当即召见所有落第的三百六十人，面试后挑选其中的一百九十五人和已中选的三十六人重新考试。
在赵匡胤的亲自监考和阅卷下，重新录取了进士二十六人(击登闻鼓的徐士廉位列其中)，“五经”四人，“开元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而原录取的三十六人中落榜了十人。
揭榜之后，朝野上下大哗，赵匡胤更是龙颜大怒。李昉身为主考官，没能公正录取，被贬为太常少卿，其他考官也予以相应的处罚。
自此以后，为杜绝主考官的徇私舞弊行为，赵匡胤决定将殿试常规化，解试和省试之后必须经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能授予名次，由此确立了科举的三级制，元、明、清三朝继续沿用。
这就是大宋历史上的一次舞弊案，但那时候显然存在制度不健全等各种因素，
和现在的情况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关于赵佶对名利前茅考生谈话的情况早已揭秘，李纲、尉迟雷、方武这几个汴京大学的代表人物虽然性格各异，而且各有所长，但在赵佶面前的表现非常的可圈可点。
赵佶一开始也没什么感觉，只是觉得他们的表现很不错，他也认定这就是举子正常的表现。
可当他问到其他书院的学子后，才发现事情根本不是他想的那样，他们的表现和李纲几个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写文章写不过也就罢了，简单的口语交际有这么困难吗？
在赵佶的心目中，这大宋的书院已经重新分类了，第一类是汴京大学，第二类是其他书院。
其实赵佶不知道的是，其他书院不是毫不重视这些，他们也会举办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只是在形式上过于死板，而且过于重视等级，唯师唯上。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交流，缺少新鲜的空气，并不能发挥出学子们的真实水平。
可汴京大学则不一样，学子之间会有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学子和先生也会围绕一些学术问题争论不休。
除此之外，汴京大学学院众多，但有不是鼓励开展学习，还有部分优秀的
学子，还可以跨学院学习，所以不管是眼界还是能力，时常处于锻炼的状态，自然不是那些过惯了书斋生活的文弱书生可比的。
这样衡量下来，汴京大学的学生优势显然大了很多。
这些训练的方式，钟粟就算告诉了其他书院，他们也做不到。
当然，汴京大学也有自己的弱势和短板，那就是积淀不够，如果要玩纯学术，显然是比不过的，这也是短时间无法解决的。
能够一炮走红，钟粟早就开始谋划准备，其它书院输得真不冤。
对于汴京大学霸榜，其它书院先是一阵强大的震惊，然后是一番冷静分析，所有的书院都陷入了沉默，一种发自内心的羡慕让他们集体失语，果然，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
别说是那些下届要参加科考的举子了，就连不少先生，都产生了投奔汴京大学的意向，但他们同时想到了一个问题，这样做是不是不太要脸？
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礼部仪鸾司的琼林宴高调开启。
琼林宴一开始并不叫琼林宴，而是承袭了唐朝的叫法“闻喜宴”，只是这场宴会多在长安城内的曲江上举办，所以又叫作“曲江宴”。
不过，值得一提的
是，这时候的“闻喜宴”，多是新科进士们一起凑钱买单，虽然“金榜题名”是人生一大喜，但这对于家境贫寒的考生来说，无疑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
到了后唐时期，“闻喜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场饭局的费用，改由国家出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