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就是想参与，恐怕也没有那个能力。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大多数的乡绅、地主、士族、豪门受过教育、热心公益、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是乡村社会稳定的基石。”
“孟子曾经说过，有恒产者，始有恒心。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
“因此，我准备在幽州进行两项改革。一是农业税实行累进税率，一户人家的土地越多，田税越重，以达到限制土地规模的目的。当然，我们允许这些豪门、士族分立门户，以确保每一户人家的土地不超过一万亩。同时开征工商税，对于工商业者按营业额的比例收税。”
“另一项改革是在各郡成立监察御史府，凡是家庭占地在一百亩以上的，交纳一成以上田税的农民、乡绅、地主、士族、豪门；凡是从事工商业者，交纳工商税收与一百亩土地数额相当的，都是纳税人，有选举权、或被选举权，选举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的职责就是对郡县官吏进行监察、任用、考核、奖惩、罢免，同时向朝廷推荐孝廉、茂才。他们的工作方法就是无记名投票，一人一票，过半数通过就行。”
这一下，所有的军师都有些惊谔了。虽然朝廷在每个郡都派有一个监察御史，不过那些监察御史往往与太守勾结，使得御史制度名存实亡。而将军大人设置的监察御史府，参加选举的人可就太多了，再想勾结也很难。而且实行票选制度，勾结几个人也没用。朝廷田税完全由这些御史自己出，他们还会与太守勾结吗？太守如果
贪污，那可是御史们自己的钱哟。
对于穷苦老百姓面言，不交田税可是他们的梦想。他们占有小块土地，自劳自食，产量越高，他们经济上收益就越多。因此，他们在生产上有较高积极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秩序的长期安定，对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耕农是一个小生产者，经济地位极不稳定，稍遇天灾人祸，即有破产可能。他们往往成为高利贷者勒索的对象，致使他们卖田卖地，甚至卖妻鬻子，也有的在苛捐杂税和繁重徭役负担下，为了逃避压榨，被迫弃地逃亡。
周永在黄巾军俘虏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绝大多数黄巾军的将领和士兵都是自耕农，而镇压黄巾军的官兵和乡勇都是来自乡绅及其佃农。因为他们租种地主们的土地，只向地主交地租，不向官府交田税，就是有什么灾害，也是地主的事，所以佃农们逃亡的要少得多。
真正地说来，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农村稳定的最佳结构应该是官府——地主——佃农。官府直接找地主收田税，减少了许多中间环节。而地主要么雇工生产，要么出租佃农生产。而对于雇工和佃农而言，谁给的工钱高，或者谁的地租低，就去为谁干。
就在大家还在回味周永的话的时候，荀彧站了起来。自从跟着周永，他们叔侄俩一直刻意保持低调，听了周永的办法，他也觉得可行，然而他还是有些疑问。
“将军大人，你设计的制度虽然很理想，可是朝廷历来是重农轻商，你让商人也参加选举御史大夫，这不是鼓励人们经商吗？那还有谁愿意去种田？”
“呵呵……荀彧先生，如果人人都经商，那他们都卖给谁呢？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不用我们分工，自然有人去种田、有人去经商、有人去做工、有人去打渔。不管他们做什么，只要他们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我们就要鼓励，他们就应当选举监察御史。”
周永在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就想到了精英政治，只有培养一大批负责任的精英，这个社会才会稳定。而周永要培养的精英既不是世袭的，也不是皇上封的，而是自己挣的。不管是经商、种田、打鱼、做工，还是参军、打仗、当官、为吏，只要你交纳一定数额的税收，或者
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你就可以参与管理社会。
三国时期的士族是历史上士族最强盛的时期，本为士族的司马家族正是借助士族的势力，最终消灭了非士族的曹操、刘备、孙权三家军阀。
直到推行科举制度，士族统治彻底终结，官僚集团替代士族集团，皇权变得至高无上。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用一种温和的方式颠覆了世袭倾向。在考试中获胜的人不是贵族，而是官僚。全国的士人在同一个尺度上被选拔、被考核，他们被纳入一个共同的官僚体系。
这个转变是“好”还是“坏”，实在很难回答。那些尸位素餐、贪得无厌的士族就此消失，换来的是一个随心所欲的皇帝，还有和士族同样寡廉鲜耻、聚敛无度的千万官吏。一个混乱残酷的士族时代就此消失，换来的是僵滞沉闷，而且往往同样残暴的大一统帝国。
作为一个现代人，周永知道任何人、任何组织要想建立一个政权，就必需要有自己的政权基础。人人都知道要为天下百姓，然而天下百姓不可能人人当家，最后作主的总是那些社会精英。
周永要建立的社会精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精英阶层，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成为精英，而现有的精英如果不努力也会变成普通人，而衡量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