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夏天夫妇经营花店也快满一年了。一年间，业务发展得不错，附近的平安保险公司和华南汽车展场的不少固定客户群相继形成。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零售花店，居然在批发商眼中也争相抢夺供货。这样，花店的工作量也是大幅增加。
当初请来的方延平是一个穷苦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曾经在深圳打了一段时间的工，又回家体会过家里的穷困生活，形成了强烈反差，重新来到深圳后的一段时间，工作十分努力，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勤快、主动，夏天夫妇也比较满意。
一天上午，方延平上班后开了店门，接了一个电话，便独自一个人哭了起来。渐渐地眼睛红肿得像小核桃似的，稍带着鼻子也红得有点可爱。
在方延平哭声停止后不久，夏天正好来到店里，看到哭丧着脸的方延平，问道：“怎么回事，谁欺负你了？”
方延平又开始边哭边说：“我老家的猪死了两头，唔唔……”
夏天对她说：“猪死了，就死了，哭什么？大不了寄200元回去不就行了？你们湖南不是有句土话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娘要嫁人了都那么随便，猪死了，要那么伤心吗？不要哭了！”
后来，夏天跟樊婷说起这件事，樊婷说：“她家里穷，两条猪是大件事了。这个月，我送她一套衣服吧，让她个人的开销小一点。”
……
在花店的业务量上去以后，方延平打了一个电话给她的姐姐方延英。在电话里，她除了肯定在深圳的生活很习惯，毋须家姐操心外，语言中流露出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端倪。
方延英知道自家妹妹的秉性，知道她不踏实的毛病又犯了，应该提醒妹妹注意。于是，方延英除了在电话中及时提醒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方延平。
她在信中说：“妹妹：我俩虽为同一对父母所生，但是姐妹俩性格迥异。当初，我到深圳在大姨家打工，看到吃得好、住得好，大家相处得好，我的心很快就与他们一家人融汇在一块。但是，后来在我的要求下，你也过来了，就怎么也感化不了你，导致大姨家对你并不满意。姐姐是离家出嫁的人了，按理说教育你是父母的责任，但是，我那天听了你的电话，一种爱妹妹的冲动不得不让我拿起笔，要给你写信。
妹妹：姐姐出嫁后，在一家石场打石，整天劳动比你更累，但是，我现在吃的、住的，一定比你差。你这次重回深圳，是在母亲卧病在床、借钱无门的时候试探着打电话问大姨，大姨给予的特别关照。正是因为阿姨、姨丈破例提前给你钱，母亲才有钱继续治病。你在阿姨家打工，一定要改掉以前在大姨家打工时的毛病，做任何事情都要厚道，要对得起阿姨、姨丈，努力帮阿姨把生意做好。只有你答应姐姐的要求并做到了，做好了，姐姐才能安心……”
方延平看了姐姐的信，也在思考着。
一天下午，夏天与韩小妞聊了一次电话，得知王显耀被总行重新安排了工作，到了宝安路支行当了一名高级经理。按照市民银行改革后的管理体制，高级经理是既有别于行政职务，而又不同于经济师之类业务职称的行内自定的业务系列职务，其工资等级相当于支行副行长。也就是说，王显耀复出后是被降级、降职使用的。但是，这样复出对于王显耀来说，也不等于全是坏事，他起码实现了软着陆，再也不用对湖贝支行任上那些曾经穿行于红灯、黄灯之间的冒险行为提心吊胆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那些危险动作正在被人淡忘，就连陈作业玩出了火的1000万元拆借案好像也悄无声息地过去了。这一险过剃头的违规操作，曾经让王显耀白天烦心夜里愁，最终暗下决心以称病躲避的手段，不是很荣耀地离开了行长岗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总行的头儿也许在一念之间看到了当年王显耀对市民银行的贡献，也许是为了官场博弈的需要，虽然降级使用，但总算将他复出了。
夏天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觉得在老领导不得志之时，打个电话问问安也是人之常情。这天晚上，夏天把电话打到了王显耀的家里。两个老同事，在一番寒暄之后，聊到了王显耀新的工作岗位。
王显耀在电话里说：“你还别说了，这个只领钱不管事的‘高级经理’，还是我反复向总行要求工作才让我干的。我在这个支行上班几个月，也是看了几个月。虽然没有什么实质的责任，但是，看到他们要收回一万元旧贷款回来，也比登天还难。看到他们当行长的难过日子，我的心里也难受，好象比当初我们俩在湖贝支行搞‘两清’时更辛苦。”
夏天说：“当初，我与你配合，相互补位。你是知人善任，我是任劳任怨，确实做好了湖贝支行清收旧贷款的奠基性的工作，工作进展和节奏都是控制在自己手中。甚至胡辉来后，我还有信心再完成个上亿元的清收实绩回来。谁知道，在他们的一番折腾之下，这种设想变成了空想、梦想乃至幻想。”
王显耀说：“胡辉这小子是不行的，根本是新官不理旧帐的做法。试想，市民银行丢了旧帐，还是市民银行吗？况且，他一控制住局面就参与洗黑钱，完全是唯利是图，想着自己怎么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