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祐二十五年夏天，攸侯雍下令重新划定大邑商的氏族。 之前宗祐帝敕定宗姓，等于建立起双姓制度——“宗”表示父系传承，“姓”表示母系传承。 本来，这个时代并非人人都拥有氏名，更别说是姓了。 然而攸雍非常清楚，随着大邑商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自己一直以来所推行的政道，最大的弱点逐渐浮现—— 当初他为了直接掌握奄阳以及攸原的基层人口，越过血缘氏族的架构而构建“户—里—坊制度”，如今这个制度已经逼近它的操作极限！ 具体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症结是以下三点： 第一，很多人既没有姓，也没有氏名，只有自己的私名。攸雍改制之前，如果要定位到具体某个人，只能先跟这个氏族的族长打交道，然后再由族长透过血缘纽带，一层层地往下找！ 换句话说，周人统治华夏之后所建立的宗法制以及分封制，不过是把既有的血缘氏族架构，来一个系统化和建制化而已，国君对于基层民众的有效统治程度，甚至还比不上文乙和武辛时期的大邑商。 文乙和武辛，按照雷翰晨那个时空的说法就是帝乙和帝辛。 由于二十多年前的攸雍改制，商族人的日名制度有所修改，历代先君一律追尊帝号，为了不出现“帝帝乙”以及“帝帝辛”这类贻笑大方的名称，于是改称为文乙、武辛。 身为【气运之子】，攸雍的见识，是超越这个时代自身而向雷翰晨本人趋近的。既然要直接掌握基层人口，那么大规模的赐姓命氏，就是迟早要做的事情，既然早晚都要做，为什么不趁现在就做？ 第二，东迁至今三十余年，大邑商的社会生态已经出现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甲骨文字，虽然富于艺术感，学习难度实在不低——对于七夷和六夷来说，尤为困难，而且字库太少，早就不堪使用。 第三，大邑商如今还没有一种轻便价廉的书写材料，光靠木简、帛书记录户籍以及进出城门的次数和时间，同样是越来越费劲。 在攸雍看来，后面那两个技术问题，他只需要让底下的商族工匠和夷匠们想办法，至于文化传统、社会体制的修改，就必须由他本人亲自执行。 这个时候的大邑商，并不存在姓氏合流的情况。按照商族人的集体心理，姓属于万世不易的家族标记，至于氏，却是能够因时因地而制宜的。 攸雍正是基于这一点，首先筹划出宗姓制度。 㗉（lüè）宗以及卣（yǒu）宗，是按照父系来传承的姓氏，他们组成整个大邑商最尊贵的阶层。 包括条氏在内的殷民十一族，则定为娀（sōng）姓。虽然这是按照母系而传承的姓氏，然而商族人，尤其之前聚居在暮歌的旧殷民们，大多是采取族内婚，因此他们身为次一等的尊贵阶层，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公在私，牟颇都属于攸雍的友人，因此赢姓的地位，只是比娀（sōng）姓稍微低一点点，而娵（jū）姓的混血儿们，则又稍逊于赢姓。 姒（sì）、妘（yún）、妫（guī）、姞（jí）、妊（rèn），这五个古姓的获赐对象都是臣服于大邑商的夷人，论阶层地位，自然属于最低的一批。 说到底，两宗八姓之间，彼此显然是要分出个高低的。否则攸雍就不可能安抚住商族人，让他们慢慢消化这个由自己一手创造的新体制！ 这个体制的关键之处，当然并非宗祐帝在诰令里面提到的什么“明确帝嗣选立”，而是以确保全体商族人都拥有高阶姓氏为前提，全面向被征服的夷人赐姓。 这不仅是为了更有效地执行户籍管理，更是为了要全面而彻底地融合夷人——同宗者不婚，同姓者亦不婚。基于这个前提，哪怕思想再保守的旧殷民，为了延续自己的血脉，也只能跟夷人通婚。 至于夷人那边，攸雍同样打了补丁：姒、妘、妫、姞、妊这五个姓的民众，每三代人之中，必须至少和娀、赢、娵三个姓通婚一次。七夷和六夷如果想持续来个“内部消化”，那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如果只有以上这些，那其实就跟古印度的种姓制度没什么区别，只是取消了高低种姓之间的通婚限制而已！ 因此，攸雍又下出了第二步棋，这就是重新划定氏族。 东迁之前，殷民十一族就已经有了向职业团体转化的苗头。 三十多年过去，除了条氏之外，其他十个氏族先后失去在大邑商朝廷的话语权。趁着这个大好机会，攸雍决定来个临门一脚，把原有的血缘氏族架构彻底打破： “先公上甲曾经说过，三皇之所以建立氏名，是因为他们各自所拥有的才能。善于用火，故曰燧人氏；善于烹食，故曰庖牺（伏羲）氏；善于五谷，故曰神农氏。 孤考察如今的情况，发现大多数氏族属于虚有其名——例如逆族之首的繁（pó）氏，在他们的族人中间，能找出一个制作“䋣”（繁的古字体）的匠人吗？在索氏和陶氏当中，能找出一个搓麻绳、造陶器的匠人吗？ 陶、索二氏既不再从事原本的行当，却又能够从其他匠人那里收取铜贝，不就是因为他们倚仗自己的公族身份，把持着麻绳与陶器的贸易吗？ 至于终葵氏，从前牟（mù）殽（yáo）与野牛竞驰的时候，他们属于制作木棒木槌的匠人，如今却开始插手铜矿的采掘。 这些事情，全都违反了三皇当初创立氏名的道理。孤按照帝君所授予的权柄，决意在大邑商宣扬正道。 其令：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