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吧，我们庄子里迎来了一位从北京回乡探亲、曾受村众们十分敬仰瞩目的风流人物，就是我们家东邻，老背锅子那位在北京当兵，后转业落户北京的大儿子。每次回家探亲的他，都礼节性的到庄上各家各户串串门，问候一声，和大人们坐一会儿，简单随意的聊一聊家常，给孩子们一个赞许或激励的微笑。甭管是干什么的？人家可是从北京回来的，那可是天子脚下，老人们都这么认为，所以在当时无论大人小孩，人们心中的他，是一个形象光辉，明朗俊逸的人物。说他人物因他曾是穷乡僻壤里，乡民们心中的榜样。说他风流似乎很不贴切，但着实曾经穿过橄榄绿的军装，走着帅帅的正步，扛过枪，上没上过战场，不得而知。四十来岁的他，有家有室有儿有女，却风流到骗去了邻村一位姑娘的清白而弃之不顾，后来又风流到因重婚罪而获刑两年。当然这些事儿，他们家人是不会出来宣扬的，但毕竟纸是包不住火的，所以当时，便成了公开的秘密。其实说这些跟我没有丝毫的关系，只是想到光辉人物的心灵里也有龌龊不堪的一面。或许他本就不光辉，只是憨实的人们有意或无意间，将多彩的光环罩在了他的身上而已。他的回家探亲，给信息滞后的村民们带来了一个振奋的消息，都改革开放几年了，国家一直宣扬、提倡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家门到城里去打工挣钱。并且指着那一个个农闲时整天无所事事的青年男女说，怎么不去北京找点活干？那里有全国各地的打工人，每年都不少挣钱，过年回来买新衣服，添置家具，干什么不好？还可以看看首都的风采，开开眼界，见见世面，总比窝在家里好吧！他的话，年长者听了都有些心花怒放了，更何况那些闲的无所适从的少男少女们呢，早被深深的触动了！于是便有人开始议论去北京打工。但议论归议论，没出过远门的人们还是难以鼓起勇气，去尝试探索那未知的陌生世界。在乡村里，好多人一生都没走出过县城，更别提首都北京了，想想都觉得奢侈。像我小时候认为县城便是最大的城市，北京只是传说中的首都，究竟算什么样的城市都不知道，而像我这样认知的人们，可不在少数。后来四姐去了郑州二姑家，才知道还有比县城更大的城市。殊不知，天外有天，直到上学了，学了地理才知道，比郑州更大的城市，却不止北京一座。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和煦的东风拂乱了那驿动的青春，听过他的去北京打工的鼓动之后的姑娘们，再也按捺不住汹涌澎湃的激情。本庄大表叔家的三闺女，那位外号大老陈的老妈家的二闺女，和我那从郑州二姑家回来不久的四姐，都是同年生的好闺蜜，自听说去北京能找到工作，好多人都去了北京之后，心里一直就放不下了，就开始酝酿着如何也去北京找份工作，既能挣钱又能离开这，一到农忙时，面朝黄土背朝天，整天晒得跟黑猴一样，忙完农活闲起来，能让人闲的起急生毛的乡旮旯。她们三人中，前两位都是长这么大没出过县城的人，汽车没坐过，火车，只是电影里见过，所以说坐车去北京，还得我那位从郑州回来的，见多识广的四姐拿主意。她们也不敢和家人们商量，觉得如果大人们知道了，碍于世俗的偏见，一定不会同意让这三个小姑娘出去冒险的，于是悄悄地从冬商量到春，又从春嘀咕到夏，终于想出了办法。她们将数年来积攒的压岁钱，和过年时大人给的买新衣服时省下的钱，拼凑到一起，凑够了三人的车票钱，在那个收完麦子插完秧的初夏季节，悄悄的简装而出，踏上北去的征程，开始了那寻梦之旅！
四姐的这次不辞而别，让我们全家人始料不及，那个年代没有家用电话、手机等先进的通讯设备，远行的人儿和亲友的沟通，只能靠书信往来传递消息。四姐是从家中偷偷溜出来的，许是怕父母责备或其他原因吧，好长时间都没有来信，母亲一直牵挂着她的安危及生活起居，父亲虽然不爱作声，但一听见母亲念叨，从那紧锁的双眉间，不难看出十分的担心与无奈。大概四姐去北京的那年秋天吧，二姐也出嫁了，第二年的夏天，压抑很久的三姐，也按耐不住性子起身去了北京，一时间家里的劳动力一下子少了三个。哥哥嫂子早已分开单过，所以家中只剩下了父母和十三四岁的我，父亲的豆腐坊，少去了推磨的干将，便维持不下去了，只好作罢。但父亲是个勤劳闲不住的人，忙完农活，一有空闲，依旧扛着铁锹，满世界的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开垦荒地，铲草积肥。
从夏末秋初至隆冬季节，按农村的习俗，便是各村各庄适龄青年男女们，相亲订婚或步入婚姻殿堂，大办喜宴的时候，而每恰逢此时，还会有些许垂暮老矣的年长者，驾鹤西游而去。所以各地婚丧嫁娶的宴席，经常是连绵不断，偶尔接连好几日。而此时也正是父亲大显身手的时候。以父亲的厨艺，方圆十里八乡，可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无论谁家要办宴席，都是抢着来请，大都是日子一定便前来相请，甚至有些人还没定日子，便提前多半年来预约，有时某一天吉日，会有好几家办喜事，就会有好几家的人来请父亲去帮忙做菜，但苦于分身乏术，父亲只能干一家，应允那第一位打过招呼的人，而那没请到父亲的人，经常是搓着手嗟叹而去。那个年